國家典籍博物館一層善本古籍展廳。

　　2007年發現的《永樂大典》“模”字韻“湖”字一冊，現藏于國家典籍博物館。

　　記者 薛 帥 文/圖

　　8月5日下午，記者來到國家典籍博物館，順著國圖古籍館研究館員程有慶手指的方向看去，那冊當年經他手入館的《永樂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韻“湖”字一冊，靜靜地躺在一層善本古籍展廳的玻璃展櫃中，其嶄新程度令人驚奇。“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對古籍懷有敬愛之心，保護得好不足為奇。”程有慶説。

　　自8月1日國家典籍博物館開始接待社會團體預約參觀以來，其首展“國家圖書館館藏精品大展”中的珍貴展品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這其中，《永樂大典》、敦煌遺書、《趙城金藏》、《四庫全書》、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真跡……成為焦點中的亮點。在程有慶看來，對古籍的採訪、整理、編目以及修復的過程，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和故事，其中不乏曲折、動人與精彩。回想起2007年他與《永樂大典》一冊孤本的邂逅，程有慶至今仍興奮不已。

　　珍愛古籍令藏家甘願轉手

　　2007年11月，全國古籍普查專家組赴華東核查古籍善本，程有慶與中國社科院的楊成凱、故宮博物院的施安昌以及文物出版社的孟憲鈞一道，來到上海進行普查工作。施安昌告訴大家，他有一位現移民海外的老鄰居這兩天正在上海，自稱手中有《永樂大典》中的兩冊“孤本”並想要鑒定。當時他們四人都認為，《永樂大典》在民間發現的概率很低，用程有慶的話是“幾乎不抱任何希望”。

　　等見到這位姓袁的藏家並從她手中拿到書時，憑藉多年經驗，程有慶很快認定其中一冊是影印版；而另一冊從文字、內容、裝幀風格各個方面，跟他曾見過的《永樂大典》善本模樣如出一轍。“雖不敢相信，但憑經驗來看，它是真的。”程有慶説。四人中只有程有慶在國家圖書館工作，更加熟悉《永樂大典》實物，因此幾位專家都推舉他作為主看，聽取他的鑒定意見。“並不是我有什麼特權，半輩子與古籍打交道，古籍館在這方面有最為充足的資源。我們看多了、看久了，判斷真偽可能更有經驗。”程有慶向記者解釋道。當時，他細細翻閱每一頁，如手捧至寶，對古籍的珍愛溢於言表，這些都被一旁觀察的袁女士看在眼裏。

　　為了進一步確定該書真偽，程有慶立刻給曾在中華書局工作多年的父親打電話，通過查閱《永樂大典》史話，發現這冊的確空缺。又經查證發現，國家圖書館恰好存有的兩冊“湖”字單冊正是這冊孤本的前、後兩冊。直到這時，他才敢確認，又一冊《永樂大典》被發現。“正好補齊，前後相連，巧了。”程有慶激動地説。

　　當施安昌與袁女士用難懂的上海話談論此書的由來和去向時，程有慶清晰地聽到袁女士“要出手的”這句話，一下子觸動了他敏感的神經。“如果您要出手，我們館可以考慮。”程有慶立刻接下話茬。這是該冊孤本能得以回歸祖國懷抱非常關鍵的表態，也正如國圖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所説：“古籍館人手捧文獻的珍愛之情自然流露，在收放文獻中與生俱來的愛護和珍視，是很多藏家願意將自己的珍藏轉讓或捐贈給國圖的重要原因。”

　　歷經曲折最終入藏國圖

　　“這冊孤本自發現到最終被國圖收藏，其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程有慶説。據了解，在發現並認定這冊孤本後，他們一行四人，以楊成凱主筆，立刻起草書面材料，並由時任國圖古籍館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張志清(現為國家圖書館副館長)上報給國家文物局。之後，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文物局共同組織專家又先後進行了4次較大規模鑒定，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也參與了該冊鑒定、入藏過程。無論如何鑒定，結果始終一致：認定其為明嘉靖年間所抄《永樂大典》的零本。

　　該冊《永樂大典》不僅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更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其“湖”字分冊連綴了尚存的上下兩個“湖”字分冊。“讓我們看清楚了《永樂大典》選材、引書、編排的諸多特點，相關文獻資料也得以更為完善。”傅熹年説。而與以往民間尋訪得來的孤本相比，其品相完好、字跡清晰，更實屬難得。

　　“一次次的鑒定可以理解，因為《永樂大典》是國寶，各個環節都要慎重進行，但拖了這麼多年才入藏國圖，其實另有原因。”程有慶透露，資金未能及時到位，雙方曾有過多次協商，最終在國家財政的支援下，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資訊諮詢中心與國家圖書館一道，通過實施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徵集項目，運用項目專款才將這冊古籍回歸國家所有，但直到2013年10月，它才最終得以正式入藏國家圖書館。至此，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的全部藏書達到222冊，而目前全球範圍內共存《永樂大典》僅400余冊，尚不足全書的4%。

　　攻破藏家心理防線的絕佳武器

　　傅熹年曾指出，《永樂大典》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承載的是明初所能見到的宋元以前中華精神家園的全貌，是中華文化遺産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體現了中國人的自信、勇氣和魄力。面對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落流失嚴重的現狀，對《永樂大典》的民間尋訪工作仍需繼續深入。而今，《永樂大典》每一冊的發現，都可以被列入年度國家重要文物新發現之列。

　　據國家圖書館相關負責人透露，每年古籍館的採訪經費在30萬元至50萬元，這對於像《永樂大典》一樣具有重大價值的特殊藏品來説，無疑連一件也“買不起”。“這令我們時常會感到尷尬。”有過類似經歷的古籍館輿圖組組長白鴻葉告訴記者，她曾因幾次在拍賣會上與“看中”的珍貴古籍擦肩而過而深感遺憾。現在人們看到的9個展廳中800多件展品是在經費並不十分充裕的情況下，通過海外送還、政府撥交、藏家捐贈、員工訪求等各種途徑獲得的。“有時我們真得靠個人的社會關係不停地去爭取，因為心中認定國家才是珍貴古籍最好的歸宿，這也是我們攻破藏家心理防線的絕佳武器。”白鴻葉幽默地説。

　　在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李際寧看來，專款專用、專項通道是古籍“特殊品”得以回歸國家的重要保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一年一撥的日常採訪經費並不足以應對這些“特殊品”的入藏，以往遇到特殊情況都是通過文化部向財政部申請專款，如1960年周恩來總理特批專款從香港著名藏書家陳清華手中購回一批珍貴古籍。其中就有4冊《永樂大典》。“如今，國家在這一方面更需要設立一些更為便捷的途徑，以便珍貴古籍更加順利地回歸祖國。”李際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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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大典》，編撰于明永樂年間，由翰林院大學士解縉擔任總纂修，初名《文獻大成》，是中國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全書共22937卷(目錄佔60卷)，11095冊，約3.7億字，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大英百科全書》將其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明永樂年間纂修的《永樂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嘉靖年間所抄錄的副本也屢遭厄運，經歷被盜、焚燒和劫掠之後幾乎全部散失。目前全球範圍內僅存400余冊零本，尚不足全書的4%，分別被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個機構收藏。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現館藏《永樂大典》222冊(含現存臺灣的60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