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慧少女瑪格麗特杜拉斯

　　一部《情人》，飽含血淚。法國著名女作家杜拉斯以其自傳性的代表作《情人》享譽世界，在她漫長的一生中，有過許許多多以情人名義與之相伴的過客，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卻只有“那部利穆新汽車裏風度翩翩的男人”一人讓她刻骨銘心。2014年，正值杜拉斯誕辰100週年之際，比她小39歲的最後一位情人——揚安德烈亞也追隨了她前往天堂的腳步，然而在文字中出現的情人形象卻永遠地留在讀者的心間，永遠風華正茂。

　　與眾不同的女作家

　　杜拉斯是叛逆與勇敢的女性代表。1914年，她出生在印度支那嘉定市，原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有兩個哥哥，父母都是教師。按道理，杜拉斯在這樣的家庭教育背景下不應該跟“叛逆”一詞有任何的聯繫。但是後來我們都知道了，從她把姓改為杜拉斯、從她參加抵抗運動、從她説出“如果我不是一個作家，會是個妓女”這樣的語錄……

　　立志做小説家是杜拉斯在巴黎大學學習期間就懷揣著的決心，即使那時的她攻讀的是跟寫作不那麼緊密聯繫的政法係，甚至完全不挨邊兒的數學專業。在《情人》中，杜拉斯也提到過這一件事。母親對她的要求是“先讀完中學，然後再正式通過中學數學教師資格會考”。杜拉斯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我曾經回答她説，我在做其他一切事情之前首先想做的就是寫書，此外什麼都不做”。那時候的杜拉斯就是這麼一個倔強得可愛的女孩子。

　　也幸好杜拉斯沒有放棄她的夢想。1942年，以小説《厚臉皮的人們》為起點，杜拉斯不斷展現她在寫作上的才華，在法國文壇中嶄露頭角。此後，《平靜的生活》、《麾狄拉特幹達畢業》等小説在法國大受讀者歡迎。但是，對中國讀者來説，對杜拉斯最熟悉的作品是分別是寫于1950年、1984年和1991年的“情人三部曲”，即《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情人》和《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或許是“情人”的形象沾上了一點中國社會的影子，或許是她獨特的個人經歷和新穎的語言表達吸引了中國人的好奇心，也或許是激發出了中國廣大女性對慾望的潛在渴望，總之，杜拉斯的“情人”風靡了中國一個時代。

　　除了小説上的成就，杜拉斯還涉足戲劇和電影藝術的創作領域。1959年，杜拉斯第一部電影劇本《廣島之戀》被搬上熒幕，影片講述一個法國女子和一個日本男人一段過眼雲煙的愛情故事，影評家紛紛高度稱讚這部影片為“西方電影從古典時期轉為現代時期劃時代的里程碑” 。然而不難看出，電影劇本同樣遵循著小説《情人》的走向，有著明顯的“杜拉斯式”印記。用作者本人的話來説就是一部“記錄在膠片上的小説”。

　　1996年3月3日，這位毀譽參半、留給世人爭議不斷的天才女作家在最後一位情人揚安德烈亞的陪伴下，最終默默的閉上了那雙年邁卻清澈的眼睛，畫上了人生的句號。為什麼杜拉斯對“情人”形象這麼執著？為什麼每一部小説中都提到“童年生活”？為什麼故事的結尾總是以分離的悲劇告終？一切的起源，還得從作者本人獨特的“自傳性寫作”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