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真打算去巴基斯坦或是剛果的邊遠地區，只為傾聽無名人物的故事。奈保爾做到了。這表現了一種偉大的謙虛，從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窮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夠看到自己的痕跡。

《世事如斯：奈保爾傳》

[英]帕特裏克弗倫奇著

周成林譯中信出版社

2012年4月第一版560頁， 68.00元

奈保爾呈現出的公眾形像是個憤怒的男人

　　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作家都欠維迪亞蘇萊普拉薩德奈保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的情。他開啟了文學的多種可能性，找到了新的途徑去觀看、描述世界，特別是非西方世界。對於他的崇拜者來説，想不去模倣他簡直難上加難。刻意模倣自己尊重的作家也許是一種真誠的恭維，但這也是對奈保爾或任何好作家為何出眾的深深誤解。奈保爾在反省寫作時，最為執迷的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聲音：不斷探索他在世界中的位置，一種獨特的視角，一個寫作羅盤。

　　一些年輕作家急於模倣的“奈保爾之聲”，無法通過引用他對種族、殖民地經歷、印度、文學或任何事情的觀點來定義。他常常故作驚人語，尤其是在訪談中，讓人震驚、憤怒或不屑一顧，好像是保護“作家”自主性的煙幕彈。使得奈保爾的作品如此有啟發的，是他將經歷，旅行，對物理世界的細緻觀察，對理念、歷史、文化、政治的尖銳分析變成了一種藝術。

　　奈保爾之前一代的“旅行寫作”—羅伯特拜倫、伊夫林沃、彼得弗萊明的作品常常以逃避的形式出現，對作者和讀者來説都是如此；逃避麻木、灰暗、市儈的英格蘭，逃避來自階級、性取向主流的苛責，以及寄宿學校教育的令人窒息的魔力。外國人和他們獨特的處事方式自然叫人發怒，但也極具娛樂功能。

　　奈保爾寫印度、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亞洲的書有時很滑稽，但卻不是這一類型。它們也不屬於旅行文學的另一大類型—自我表現型。奈保爾筆下的世界，全靠他的雙眼和雙耳。他嫌棄大而化之的概括，他聽人們説話，不光是他們的觀點，還有他們的語調，他們對詞彙的精確選擇，甚至他們的閃爍其辭。他的雙眼同時記錄下一切，服裝、姿態、表情、那些能讓他進行精準白描的物理細節，就像一個鱗翅目學專家研究蝴蝶。然後他那警覺、從不感傷、對浪漫主義矯情充滿懷疑的大腦會對這些細節觀察進行過濾。

　　無論寫虛構還是非虛構，奈保爾的聲音都是個人化的，因他從個人經驗中抽取材料；他的旅行，他在特立尼達的童年，他在英國的生活。不過他也選擇對許多事閉口不言。比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帕特黑爾（1996年去世），雖然她陪著他去印度和其他地方，卻從沒在紙上出現過。還有奈保爾多年的英裔阿根廷情人瑪格麗特穆雷，時常在他妻子不在時陪伴左右。沒有什麼特別理由一定要提到她們，她們不在作者希望講述的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