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引出了我接下來要討論的經濟發展的機制問題了。解決了激勵機制問題，要加快經濟發展，地方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開始加快資本的形成。跟一個人辦企業一樣，一開始就需要很多錢。資本積累的錢從何而來？我先講一個故事。在深圳特區設立之前，習仲勳到鄧小平家裏去彙報説，想建設蛇口工業特區，可是需要錢來搞基礎設施，當時銀行只能給3000萬貸款。鄧小平説了一句話，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闖出一條路吧。當時他們也夠大膽的，把眼睛轉向了土地。他們想，在香港一平方米土地值多少錢，蛇口這裡是多少，測算下來，如果一平方米租金是5000元，這個地方有40萬平方米，大概可以籌資2個億，這個時候是1987年。1987年深圳就搞了這個土地批租，1988年這一條就寫到憲法修正稿裏面，中國的土地就可以批租了。到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以後，很多地方都開始想到用土地來解決公共儲蓄不足的問題。

　　四小龍他們早期是靠什麼？剛開始發展經濟也需要錢，但他們有美國的美元援助。他們拿到美元援助以後就會去進口資本品，從而開始了資本積累。為什麼韓國和我國臺灣早期走的都是進口替代戰略？原因就是有美國的援助和貸款。可是十多年以後不行了，他們需要還這個錢了，所以就必須把戰略調整到出口導向，要去掙美元來還這個貸款。很多研究文獻裏面都談到，四小龍，特別是韓國跟我國臺灣地區，他們早期都實行了進口替代戰略，但是後面又轉成了出口導向戰略，這個不是事先設計的，而是因為開始時他們沒有錢來啟動經濟的發展，正好有美元的援助，所以就要靠進口，後面要還債才轉向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

　　與它們的初始條件不同，中國的地方政府要加快資本積累，需要靠自己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所以，地方經濟的資本積累很自然就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這個模式來實現了。可是，招商引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來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特別是制度的和物質的基礎設施。這是一筆巨大的公共投入，而當地儲蓄（貸款）不足是一個嚴厲的金融約束。這個問題是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都面臨的問題。深圳的個案經驗之所以變成之後的流行模式，就是因為它確實為地方政府突破這個儲蓄短缺的約束找到了出路。

　　從經濟學上説，深圳的經驗就是政府擁有的土地成為公共儲蓄的來源。在所有的生産要素裏面，只有土地的回報是租值，而且長期來講土地的租值是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上升的，只有土地是這樣的，其他的資産只會不斷消耗和貶值。1994年以後長三角經濟的起飛靠的就是來自土地租值的公共儲蓄的持續增長。因為中央政府只給政策不給錢，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唯一能夠快速實現資本積累的途徑就是批租土地。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商品房市場的形成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地方政府來自土地批租的收入獲得了大幅度的增長，成為政府財政預算之外的重要收入。現在大家都在批評地方融資平臺，但我們要想一想，如果沒有地方融資平臺這個公共儲蓄的機制，中國經濟就不能夠在條件非常惡劣的90年代中後期反而加快了經濟發展的步伐，特別是有上海和長三角經濟的迅速崛起，二線、三線地區也幾乎不可能有今天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