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消費佔GDP比重的問題相聯繫，很多人對“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這些年來的下降趨勢也多有詬病，認為這是導致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因素。對於這個現象應該怎麼看，我跟我的學生合作研究過，給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答案。我們的做法是這樣的：我們把勞動收入與國民收入的比重分解到各個省份，看看能發現一些什麼樣的規律。理論上，全國層面上的這個佔比無非是這個佔比在各省的加權平均。經計算我們發現，上海的勞動收入佔比是全國最低的，而西藏則是全國最高的。背後的規律是，農業佔比比較高的省份，勞動收入佔比往往比較高，而工業化程度和城市化水準比較高的省份，勞動收入佔比就比較低。怎麼理解這個現象？從全國來看，勞動收入佔比的下降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公造成的問題嗎？未必。這個趨勢反映的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正面的經濟結構的變化，也就是説，過去十多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省份的經濟實現了或者正在實現它的結構升級，正在經歷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農業在GDP中的份額及農業對GDP的貢獻正在下降，而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份額則在上升，這樣一個結構變化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我們觀察到的勞動收入在GDP中的佔比出現下降的趨勢。要知道，結構變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結構不斷升級的進程，往上走，通過工業化、城市化提高了每人平均所得。將來，隨著服務業在各個省的經濟結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全國層面上觀察到的勞動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當中的份額就會止跌回升。

　　再説基尼系數吧。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少説也有十多年了，但是這個到底有多大關係呢？其實關於基尼系數有很多很多的研究，相同的基尼系數可以代表完全不同的收入分配狀況。這裡不再展開這個話題，我只提醒一點，這些年來大量的統計研究發現，如果把中國的收入差距分解開來，你就會發現，中國有一個跟其他國家非常不同的現象，就是中國的收入差距裏面，城鄉差距是小于地區差距的。這説明，在中國，儘管有了30年的高速增長，但經濟發展水準在各省之間還存在很大的落差。特別是，東部沿海的發展階段高於中西部地區。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大問題。我的建議是，當我們在總量上看到一些現象的時候，我們往往需要從地區層面來理解現象的生成，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主要不是按照行業而是按照省市這樣的行政區劃來分解和執行的。經濟增長與其説是行業擴張的現象，不如説是地區崛起的現象。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清晰可循的地理模式。的確，儘管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發展只是出現在過去30年裏，但它的資源與經濟活動的基本組織方式是沒有變化的。各級地方政府依然主導著各自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計劃經濟時期就形成了這個組織架構，當時叫“塊塊經濟”，它不同於蘇聯那種以中央工業部為主導的“條條”模式。可是，在我們的計劃經濟時期，投資和經濟活動的控制權總是不斷在“條”與“塊”之間反覆折騰，始終沒有解決好集權與分權、經濟分權與行政分權的關係。

　　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看法，大多數人是沒有這樣一個概念的，經濟學家習慣於從總量上看問題並從合併的部門與地區的總量上解釋經濟發展。而對於中國經濟，這樣做會忽略很多重要的東西，難以看到經濟發展的機制是什麼。我特別想指出的是，中國經濟是被分割在一個個行政單位裏的，是被分割成一個一個單元的，這非常重要。這就是説，經濟活動是在行政區劃裏面被組織起來的。某種意義上説，中國很像歐洲，很多人講中國就是早期的歐洲，每一個省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推動經濟發展的活動都是發生在一個行政的單位裏面。上海是一個單位，上海又分區，區又是一個單位，上海邊上的江蘇、昆山、無錫，是一個一個的行政單位。雖然英國也有郡，美國也有州，但跟中國的行政區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經濟活動始終是在行政區的邊界內發生的，而且是行政區的政府被賦予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