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這些説法並不像它們看上去的那麼正確。如果我們做更多的經驗分析，就會發現上述看法並不真的揭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機制。首先讓我們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基於出口這種説法對不對。很多人會拿出證據説，出口值佔GDP現在已經超過40%，毫無疑問經濟增長是依賴出口的。可是，分子與分母之間是什麼關係，卻沒有人去關心。事實上，GDP在統計上並不包含出口值，從支出法核算的角度講，GDP包含的是出口和進口之間的差額，也就是貿易餘額。如果進口值大於出口值，即使出口值佔GDP很大，GDP也會因此被減少而不是增大。另外，如果出口多為來料加工出口的話，那麼出口和進口之間的差額可以粗略地看做一國出口附加值的總和。雖然中國的出口值佔GDP超過40%，可是加權的出口附加值率平均只有30%，對於那些出口增長最快的行業，附加值率大體只有10%（不同的估計有不同的數值）。這就意味著，GDP當中包含的來自出口部門的貢獻只有10%左右。這讓我想起在5月28日“上海論壇”開幕式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amesMirrlees教授説，即使沒有出口，中國經濟差不多也能增長到現在的水準，因為對增長最重要的是資本的積累率和積累速度。

　　很多人認為，我們現在的資本積累過高，擠壓了消費，不利於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其實，大家忽略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資本的積累或者國民儲蓄與國民收入的比例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改變和每人平均收入的提高而變化。東亞四小龍在40年前都是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經濟體，但今天不是。經濟學家的研究並沒有發現低儲蓄率和低投資率可以實現高速的經濟增長，卻發現如果能在高儲蓄的國家推進有效的資本形成，經濟就可以獲得更快的發展，成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

　　北大的蔡洪濱教授曾做過一個研究，他用上百個國家的統計樣本，討論哪些因素會影響一個中低收入的國家成功實現向高收入的跨越。在他的回歸方程中，出口占比、消費率、投資率、基尼系數等都放進去作為影響因素了，但卻發現，這些變數統計上都不顯著。換句話説，從長遠來説，這些變數不是決定這些國家能否成功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為它們會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改變而發生變化。

　　長遠來説，包括儲蓄率、消費率這些東西都會變，不存在一個最優的比率適合所有的國家。説消費應該佔GDP的百分之多少是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嗎？沒有。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出現了統計上的消費佔比下降的現象，但是這個現象也要做具體的分析，不可以簡單地下結論。有一次我跟康橋的一位學者辯論這個問題。我説我是中國的一個消費者，我知道自從我可以買自己的房子以後，我的消費開支的結構發生了怎麼樣的變化。房改之後的10多年來，中國城市的房屋私有化率高達85%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在統計慣例上房屋投資是計算到資本形成而不是消費支出裏面的，但事實是，當我們剛經歷可以買房子的階段以後，每個家庭的消費支出結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多的積蓄去購買住房了。對家庭而言，這就是最大的消費開支。問題在於，我們需要找到準確的方法來將這筆開支分攤到每一年。國家統計局的司長都承認，現在中國家庭房屋的支出佔家庭消費開支的比例確定在7%—8%肯定是低估的。原因主要是，我們還缺乏用於計算“推斷租金”的可靠的系統資料，因而統計局現在只能用居住的部分成本估算家庭的住房開支，比如説分攤的房屋維修基金和物業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