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什麼影響了您，特別揪心呢？

　　我可不揪心，而是平靜的沮喪。如今的愛國青年甚至不如義和團，差遠了。義和團真的殺洋人，然後被捆起來，從容就死，我見過照片上拳民在刑場赤膊站著，很坦然地笑—我小時候見過的真流氓，打得血流滿面，還笑—現在的愛國者不過是匿名謾罵者。現代暴民兇狠，但不勇敢，因為他對自己不誠實。“文革”中的暴民不是這樣的，他們盲目，粗野，瘋狂，但多少是勇敢的，當真的，你休想讓他屈服……改革開放30年，答案交得太快了，人們反應不及，“文革”作為一種基因被遺傳下來，可是丟失了最真摯最有力量的部分。

　　這種暴民式的表現是難以意料的。

　　相反，完全在意料中。但我感謝發生的事，它警告我，讓我清醒。我瞧著年輕的暴民，對自己説：一定還有別的青年。不能低估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是和平演變的一代。

　　您喜歡批判和反思。在您看來現在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怎樣？如果允許您批判三次，您最想説的是什麼—道德、信仰，還是性觀念？

　　如今被稱作“文明”的社會現象，有好，也有壞：前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粗暴的全民政治運動，算是過去了，但轉換成另一種鐵律：貧富懸殊，公義蕩然。左右千萬人的命運，先是“文革”風暴，後是貧富懸殊，而且現在的鐵律比“文革”更奏效：惡性競爭，弱肉強食。

　　第一，我會説：遠離機會主義。但別用“批判”這個詞—説“批判”的永遠是權力一方，它代表正確，然後批判你，你總是錯的—幾十年的批判，根本沒用，那時批私心，現在私心更嚴重，更倡狂。我不敢説太大的範圍，至少在文藝圈，赤裸裸的機會主義，一切以利益為選擇。

　　其次，遠離麻痹：對他人麻痹、對社會麻痹。這種集體麻痹是雙向的，先麻痹自己，對無數社會不公，儘量告訴自己：與我無關。這種集體麻痹扭轉了我們那代人“國家大事”式的思維方式，但它的另一面是格外敏感：保護自己，為自己，自己最要緊—這是好的，是對過去的反動，但同時，回避良知。

　　第三，比較難，就是“免於恐懼”。過去恐懼，因為政治鉗制，今天恐懼，是惡性競爭，是無數潛規則。官員也恐懼啊，升遷途中多少變數……對我來説，則是胡説八道的後果是什麼。我大約活到可以抗拒恐懼的年紀了，但我仍然沒理由説：恐懼確實消失了。不，恐懼非常具體。

　　“文革”切斷了中國傳統道德、傳統文化。現在知識分子試圖對文化與道德進行拯救，您願意有所作為還是放棄、自行其是？

　　談什麼拯救！別忘記就好。那是權力語言，不是人的語言。拯救的原始概念來自基督教，它假定人有原罪，所以有拯救一説。在左翼那裏，“拯救”變成政治詞語：你們受苦，我來拯救你。我現在跟年輕人説話，不能變成一個教員，不傳達道德感，我跟讀者分享的是人性經驗。

　　總之，當你言説時代、歷史、國家，你要小心：再大的事物，最後留下的是那點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