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每畫一幅畫，不免心想能不能賣掉，開個展覽，總會留心畫下是否貼了小紅點—畫廊裏賣了的畫，右下方就會貼個小紅點的—這是大無趣。出國前，“文革”中，我們畫畫固然希望選上全國美展之類，但我的脾氣是選不上拉倒，每次落選，默然幾分鐘，就忘記了。可是你在紐約畫畫賣不掉，怎麼活呢？

　　所以我曾經勇敢到八年（1988年—1996年）不找畫廊，自己設法賺點小錢，不肯就著市場的意思畫油畫—1996年有家畫廊找我了，每月付錢，每年交畫，由我隨便畫什麼，賣不出去，照樣付錢，我就應承了，直到新世紀回國。我很謝謝畫廊老闆的美意。

　　換言之，去美國，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您的繪畫狀態和人生軌跡？

　　沒什麼改變，老脾氣。人生軌跡當然改變了，更扛得住，更不肯隨大流。美國藝術家多得是傻逼，走自己的路，根本沒人説：他們都是我的榜樣。便是沒榜樣，我也脾氣難改吧。

　　您常常援引畢加索、杜尚或沃霍爾等人的言論，不過自己“不弄前衛藝術”。何以起初就有這樣的志趣，到了美國眼界大開後，依舊秉持古典的風格？

　　我從來沒有弄“前衛藝術”的“志趣”，別人弄，弄得好，我很開心，喜歡看看，弄得不好，那是別人的事。中國人有個毛病：人家的事好像是自己的，自己的事好像是人家的。我這脾氣沒被傳染，如此而已。

　　但我也未秉承“古典的風格”，只是相對眼下各種新花樣，顯得比較傳統老套而已。我們説起美術的詞語，總歸大而化之，“古典”、“現代”，都是被説壞的詞：所謂古典油畫在歐洲不同世紀，不同國家，稱謂是不一樣的。你到美術館去看，只有義大利館、尼德蘭館、西班牙館，或者十四世紀館、晚期巴洛克館等等區分，沒一個館名叫“古典館”。

　　藝術家都怕別人説自己模倣別人，而您高聲稱自己是“模倣家”。原諒我借用一個大詞—影響的焦慮—在您的創作中“影響的焦慮”是不是有著不同的體現？

　　“影響的焦慮”是哲學詞語。我願模倣別人—當然，我所喜歡的人—是我“自己的事”，無關“別人”。影響的焦慮，很好啊，有誰不受人影響嗎？我一天到晚在找“影響的焦慮”呢，可惜不太找得到，換句話説，並沒有幾個人真的對我構成影響—不是我驕傲，也不是我謙遜，而是，藝術很具體，影響也很具體。

　　你説從《來自青島的時尚帥哥》開始，“比較地畫得狠了……久看經典的罪過，是喪失膽氣，我喪失很久了。”這個“狠”和“膽氣”可以説得詳細些嗎？後來在談臨摹蘇裏柯夫《攻克雪城》時又提到青年時代“可貴的無知和膽氣”，今天的“狠”更仰仗什麼呢？

　　初生牛犢不怕虎，抹了顏料涂開來，管他娘：那是一種狠。開眼了，懂事了，下筆可就溫良恭儉讓，失了膽氣了。所謂膽氣，一是靠稟賦，一是靠經驗，一是看狀態。我有點稟賦，經驗也還多，但狀態長久不佳—人在紐約前線，厲害角色太多了，我承認自己不算什麼，回到北京，晚生可畏，也是禮讓而旁觀，但這樣對畫畫不好。藝術家應該狂，應該自信，應該老子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