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山東大學聯合主辦的《杜甫全集校注》新書發佈暨出版座談會日前在京舉行。據悉，《杜甫全集校注》的設想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項，並在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大學教授蕭滌非先生的指導下于上世紀80年代取得很大進展。後因蕭滌非去世等因素，項目編纂工作停頓近20年之久。直至2009年經過多方協調，由蕭滌非的學生、山東大學教授張忠綱先生擔任全書終審統稿人，校注工作方重新啟動。如今，歷經三代學人36載的艱辛努力，12厚冊、近700萬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

　　在當初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制定的整理出版“中國古代大作家集”規劃所確定的15種大作家集中，唯有《杜甫全集校注》“姍姍來遲”，其間經受了怎樣的編纂校注歷程？這部被稱為集大成式的著作，具備哪些特色與創新之處，對古典學術研究及傳統文化傳承又具有哪些價值與啟示？對此，本刊特對與會相關專家、學者進行採訪。

　　堅守文獻編纂“冷板凳”

　　從規劃之初，到編纂撰寫，再到新書出版，《杜甫全集校注》工作歷時近40年，前期被蕭滌非先生點名參加校注工作、重啟後又接棒主持工作的張忠綱回顧了校注編纂出版始末。他表示，為了搞好校注工作，校注組一方面廣泛閱讀和蒐集有關杜甫的研究資料；一方面進行實地考察，“1979年5月至7月，我們在年逾古稀的蕭先生的率領和指導下，先後到河南、陜西、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等地，對杜甫的行蹤遺跡進行了實地考察。之後，又先後三次分別去魯西、魯南、陜北、隴右、平江一帶進行了補充考察，加深了對杜詩的理解，並收集到不少重要資料”，其間還寫出了13萬字的杜甫行跡考察記《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此外，校注組還翻閱了唐以來的諸家別集、雜著、詩話、文論等，從中輯錄了有關杜甫的大量資料。截至1994年，已完成十四卷初稿。

　　而校注工作重啟後，校注組在面臨近20年期間人事、行政區規劃等的變化及研杜成果新見紛呈的情況下，又坐了近5年的“冷板凳”，終將杜注成冊出版。其中艱辛與繁雜，滲透在校注工作的每一個細節中。張忠綱談及對杜甫詩文進行重新調整和編次時説道：對於原卷八《所思》“鄭老身仍竄，臺州信所傳……”以前學術界認為鄭虔卒于廣德二年(764年)，但新近發現資料認為其卒于乾元二年(759年)。此類細節校正可謂不勝枚舉。

　　見證工作後期每一個環節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先生表示，校注後期工作“歷時比較長，經手人數比較多，加上時代變遷和學術新的發展，要修訂過去的作品和體例不清楚的地方，還要對稿子進行補寫和增訂，這個難度比較大”。而張忠綱能夠堅持下去的主要支撐之一則來自於其老師蕭滌非，“先生生前曾賦詩云：‘但恨在世時，讀杜不得足！’這指的就是他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沒有完成……每當想到先生的終生遺恨，我不禁砥礪奮發，研杜不輟。”對此，周絢隆補充了這樣幾個情節：“在校注工作後期的一年夏天，我去山東大學一分校看望張先生，發現他在離分校很遠的一間小屋中，獨自一人在那專心做校注工作。後期審讀清樣中，張先生更是一人跟出版社的四個編輯做‘車輪戰’，四個編輯看完後他一人過，著實辛苦。”

　　而《杜甫全集校注》能夠最終面世，除校注編纂者的辛苦勞作外，出版方對於校注項目的始終不棄也不容忽視。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管士光先生表示，在校注工作第一階段中，人民文學出版社無償提供了王利器、舒蕪等先生據11種宋元刊本和明鈔本所做校勘資料，為杜注校勘工作打下堅實基礎。在校注工作重啟後，作為出版方，人民文學出版社給予全力配合，如積極準備材料，申報出版基金，敦囑該社古典編輯部、校對部等相關人員做好出書前準備工作等，前後耗時兩年多。管士光頗有感慨地説道，“如果説編輯工作是為他人做嫁衣，那麼這件製造數十年的嫁衣無疑厚實，更加光彩奪目。”對此，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劉石教授認為《杜甫全集校注》的成功出版，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品格是分不開的，“除了它的品牌外，還有一支強大的學者型編輯隊伍，以及他們的品格，比如在《杜甫全集校注》工作過程中無償提供諸多校本資料等，這個傳統在出版社已經為數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