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評傳——其人及其經濟學》

　　在凱恩斯主義橫行天下，引起一次又一次經濟危機的今天，人們會經常想到米塞斯的思想。也許現實還不允許完全按米塞斯的思路行動，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也不會完全退出經濟領域，但按米塞斯的思路反思一下我們有哪些做法適得其反，是非常重要的。

　　《米塞斯評傳——其人及其經濟學》　[英]伊斯雷爾M. 柯茲納著　朱海就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0年11月第一版　186頁，22.00元

　　在經濟學史上，的確有不少當時名氣甚大的經濟學家和流派是浮雲。隨著時間的流逝，沒有留下什麼值得後人懷念的東西。遠的不説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紅極一時的各種左派激進經濟學，諸如加爾佈雷思、羅賓遜夫人之流，八十年代曾被裏根政府推崇的供給學派，如今即使是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人也少有問津了。凡是沒有理論根基，只是迎合時尚的經濟學家和流派，都會是這樣的，但那些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上做出了創新的經濟學家和流派，無論遇到什麼挫折，最後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不會成為隨風而去的浮雲。奧國學派的米塞斯就是這樣。

　　説到奧國學派，就必須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邊際革命説起。著名的經濟思想史權威、英國經濟學家埃裏克洛爾在其《經濟思想史》中指出，邊際革命是經濟學“一場全面革命的標誌”。從這時起，經濟學從古典經濟學關注生産轉向關注需求，邊際分析“是經濟科學研究方法上一項極其重要的革新”。由於這兩項變化，經濟學從古典進入現代。

　　邊際效用理論的創立者是德國的經濟學家赫爾曼海因裏希戈森。不過他當時連一片雲都算不上。他在1854年出版的邊際效用理論奠基之作《人類交換法則的發展及由此而産生的人類行為的規律》沒有引起任何關注，書沒賣出去幾本，他也悶悶而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經過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和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的大力讚揚才受到重視，戈森被稱為邊際學派的先驅。對邊際效用理論和邊際分析法作出關鍵貢獻的，除了傑文斯和瓦爾拉斯之外，還有奧國經濟學家門格爾。歷史上稱他們三人為邊際學派的創立者。

　　從邊際效用理論出發，他們三人以後的發展方向並不同。傑文斯本人是位統計學家，他強調了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他認為，“我們的科學應該是數學的，主要原因是它所研究的是數量”。他認為經濟學就是“快樂和痛苦的微積分”。這就開創了經濟學中的數理經濟學和以後的計量經濟學。瓦爾拉斯更為重視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門格爾則沒有沿著數學或一般均衡的思路發展，而是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奧國學派。我們説奧國學派不是浮雲，原因就在於它有自己的特色，而這些特色對今天的經濟學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早期奧國學派的創始人是門格爾、維塞爾和龐巴維克。奧國學派是在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方法論爭論中形成自己的特色的。十九世紀後期，德國的歷史學派統治著經濟學。他們主張根據歷史事實的經驗得出一般的經濟規律。奧國學派反對這種研究方法。他們主張的研究方法可以稱為個人主義的和主觀主義的。個人主義就是從個人的行為出發來研究經濟學，主觀主義是根據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來理解他們的行為，並推導出經濟規律。所以方法論是奧國學派不同於其他學派的一個基本特點。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才能理解奧國學派。

　　在經濟理論上，奧國學派用主觀的邊際效用理論取代古典經濟學家客觀的勞動價值論和生産成本論，作為整個經濟學的基礎。以邊際效用説明需求和市場價格的決定，用迂迴生産理論，即消費和生産的時間結構來解釋經濟週期，並提出了現在人所共知的機會成本概念。

　　隨著龐巴維克在1914年、門格爾在1921年和維塞爾在1926年去世，奧國學派分為兩個分支。一支是繼承了龐巴維克教授職位的漢斯邁耶，另一支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于1931年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學，並主持該院的圖克講座。羅賓斯接受了奧國學派的許多觀點，包括邊際效用價值論、對需求的關注以及機會成本的概念，並寫進了他影響甚大的《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這些觀點被當時的英美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所吸收。以漢斯邁耶為代表的傳統奧國學派已經煙消雲散，像浮雲一般過去了。但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首的奧國學派，卻在美國頑強地生存下來，使奧國學派有了重大發展，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忽略的意義。哈耶克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經濟自由化的進程中廣受重視，連撒切爾夫人的提包中都常放一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米塞斯實際上對奧國學派理論的發展起的作用並不比哈耶克少，在經濟學方面米塞斯甚至超過轉向法律與政治的哈耶克。但由於他在1973年去世，生前的影響遠不如哈耶克，他的意義在其身後才逐漸被當代的經濟學家認識。

　　米塞斯原來是學法律的，就學于維也納大學法律與政治科學系，1906年獲法學博士學位。1903年末他讀了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深受震撼，寫了幾篇駁斥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章，自此進入經濟學。以後他也承認，“這個經歷使自己成為一名經濟學家”。從1905年起，龐巴維克在維也納大學主持著名的討論會，米塞斯連續幾年都參加了這個討論會，直到1913年，他成為維也納大學不領薪水的編外講師（privatdozent），被允許在該大學講課。在這期間，他沿著門格爾和龐巴維克開闢的路徑，對經濟學有了系統的理解，並於1912年出版了用邊際效用理論解釋貨幣理論的《貨幣與信用理論》。1919年又出版了《民族、國家與經濟》。二十年代，他與哈耶克發起了對計劃經濟的批判，挑起了對現代仍有影響的計劃經濟大論戰，並在1922年出版了他在這次論戰中最重要的著作《社會主義：一個經濟學與社會學分析》。1927年，他出版了弘揚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論古典自由主義》，1929年出版了批判當時開始流行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潮的《國家干預主義批判》。1933年又出版了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這一時期，他還在“奧地利商會”中組織了自己的私人討論班，吸引了一大批以後成為奧國學派著名經濟學家的人，如：哈耶克、哈伯勒、馬赫盧普、沃格林、舒爾茨和考夫曼。在討論中，他正確預言了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當時，他在學界影響甚大，他的朋友稱他為那個時代“奧地利最偉大的靈魂”。

　　儘管在他那個圈子裏，米塞斯著作頗豐，活動頻繁，聲譽甚隆，但他在社會上卻並不如意。他的理想是在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然而在1913年成為編外講師、1918年成為副教授之後，就沒有得到教授的職位。維也納大學奧國學派的正統繼承人漢斯邁耶甚至“滿腦子陰謀詭計反對他”。他知道根本原因是他反對干預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徹底自由主義立場。他在《筆記和回憶》中寫道：“相當早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作為一名古典自由主義者，德語國家的大學將一直拒我于‘終身教授’門外。”1934年10月他去瑞士日內瓦“國際研究學院”工作。在那裏，他的生活是平靜而幸福的。1940年，由於法西斯德國已佔領了歐洲，出於安全的考慮，他極不情願地與妻子一起移居美國。

　　當時正處於社會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全盛時代，人們並不了解蘇聯的真相，以為社會主義無比美好，連畢加索這樣的大師都信奉社會主義，甚至加入了共産黨。凱恩斯主義正成為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走出大危機的法寶，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深入人心，主張自由放任、反對社會主義的都被冠以“反動”的名號。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美國後，長期不得志的根源。

　　米塞斯到美國，是加州伯克利大學為他提供了一個為期六個月的“講師與研究副教授”的職位，但他並沒有獲得終身教職的保證。他到紐約之後，決定不去伯克利，留在紐約。他在歐洲的朋友與學生都在幫他找合適的職位，但一無所獲。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做過短期客座講習之後，仍沒有一所知名大學邀請他。直到1945年，才在當時充其量是二流的紐約大學獲得“訪問教授”的資格，且工資由一家基金會承擔。米塞斯以這種身份一直工作到1973年去世。

　　面對這種環境，米塞斯剛到美國時心情也不好，但他很快振作起來，拜訪朋友，研究學問。他主持了紐約大學一個討論班，又勤奮地著述。他到美國時已經接近六十歲了，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美國寫的。這些著作包括《全能政府：全權國家與全面戰爭的興起》（1944）、《官僚體制》（1944）、《人的行為》（1949）、《理論與歷史：對社會與經濟演變的解釋》（1957）、《經濟科學的終極基礎：論方法問題》（1962）、《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歷史背景》（1969）等。在這些著作中，他堅持併發展了奧國學派的方法論與自由放任傳統。在經濟學方法論上，他堅持奧國學派的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反對當時流行于經濟學中的實證方法以及在經濟學中運用數學；在理論上他堅持最徹底的自由放任，可以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僅反對計劃經濟和凱恩斯主義，而且反對國家有限干預經濟的芝加哥學派。正是這兩個特色使米塞斯不是浮雲。

　　米塞斯一生眾多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人的行為》。這本書是他整個經濟學的基礎，也是奧國學派思想體系的核心。從人的本性和行為出發實際上是真正回到了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經濟的核心。我們知道，斯密深受他的好友大衛休謨的人性論的影響，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體系。人的本性是多方面的，既有利己的，也有利他的，但最基本的仍然是利己。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無所謂好壞。人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産生了各種行為，最基本的是經濟行為。但人不能一切都自力更生，需要與別人交換，由這種交易行為就衍生出了市場經濟體系。讓人自由地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行動和交換，社會就可以正常運作。所以，市場經濟體系是符合人性的，是人性的必然結果。徹底的市場經濟就是保證每個人的行動和交換的自由，其他任何破壞這種自由的干預都是對人性的扭曲。《人的行為》一書回到了斯密的出發點，回到了人性。這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在今天仍有意義的根本原因。

　　《人的行為》是一部厚達八百八十九頁的巨著，它包括了米塞斯關於經濟學、經濟學方法論、市場過程、貨幣與經濟週期理論以及比較經濟體制等領域的原創性思想。貫穿這本書的是“經濟理解”這樣一個觀點，“經濟理解”是理解從人性引申出的市場過程。他認為這是“人類保持自由繁榮社會的至關重要”。“市場過程”是米塞斯對奧國學派和整個經濟學最偉大的貢獻，也是理解米塞斯思想的關鍵。這種理論集中體現在他《人的行為》第四部分“市場社會的交換學或經濟學”中。

　　佔據經濟學中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用均衡的方法論解釋市場，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均衡價格理論。米塞斯認為，奧國學派的特點正在於它不用均衡理論來解釋市場經濟，而是“創造了一個經濟行為的理論”。這就是説，經濟理解的核心不在於把滿足均衡狀態的條件解釋清楚，而在於指示市場過程的系統特徵。市場過程是不同的人在分工合作行為的相互作用之下驅動的。在市場過程中，最活躍的因素是受利潤驅動的企業家的活動。企業家是市場中的靈魂，他們的作用是糾正市場價格和決策中的失調。他們發現要素價格和産品價格的失調，並通過糾正這種失調而獲利。市場過程是企業家糾正失調的過程。市場是不確定的，因此市場過程也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種過程中，企業家是“掌舵者”、“駕駛人”，而“船主是消費者”。消費者的買與不買控制了生産的模式，企業家要滿足消費者的偏好，讓消費者和企業家從自己的本性出發行動，才是完美的市場經濟，因此，這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就是“自由市場在經濟上是可取的”。以此為基礎，米塞斯解釋了競爭、壟斷、價格決定等基本問題。也正是基於這種理論，米塞斯否定了計劃經濟和凱恩斯主義，並解釋了經濟週期等問題。

　　儘管米塞斯去世已經近三十年了，但他的思想並沒有由於他的去世隨風而去，而是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尤其是在凱恩斯主義橫行天下，引起一次又一次經濟危機的今天，人們會經常想到米塞斯的思想。也許現實還不允許完全按米塞斯的思路行動，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也不會完全退出經濟領域，但按米塞斯的思路反思一下我們有哪些做法適得其反，是非常重要的。

　　米塞斯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正在改革中的中國也有啟蒙意義。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效率，而在於市場經濟符合人性。市場經濟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因此市場經濟的成功在於尊重人、保護人權。種種限制人的行為的做法，諸如限制買房、買車，都不是市場經濟的做法，是計劃經濟的回潮。只有明確這一點，改革才能成功。

　　其次，市場經濟的活力來自企業家，而不是官員。讓企業家成為官員（國企的領導）或讓企業家依附於官員（民營企業的領導），與市場經濟是背道而馳的。政府的作用不是命令企業家做這做那，而是為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最後，我們在改革中要總結各國政府干預市場引起的不良後果，而不能去模倣他們干預市場的做法。靠政府干預、管制企業去糾正市場經濟的缺點，結果會適得其反。市場經濟不能由政府主導。也許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不得不有一個政府主導的過程，但最終一定要擺脫政府的主導。市場發展過程中，重點是政府主導如何遞減，直至消滅，而不能是不斷加強，或在收與放中交替。

　　米塞斯的思想對我們的意義不是操作層面的，而是認識層面的。只有認識到市場經濟該如何做不該如何做，才能找到改革的正確途徑。只拉車不問路，思路不清晰，改革遲早要出問題。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三十多年了，是靜下來清理一下思路的時候了。

　　米塞斯的思想離我們並不遠，但我們對這位思想家的研究還是太少了。我寫這篇文章所依據的《米塞斯評傳——其人及其經濟學》是我見到的唯一一本譯成中文的米塞斯傳記，而且是在去年才出的。米塞斯的著作譯成中文的有好幾種，但國內至今未見《人的行為》（中文版有臺灣地區夏道平先生譯本）。國內學界對哈耶克的重視遠遠超過米塞斯。我寫這篇文章，並不在於介紹米塞斯，而是希望能催生更多的米塞斯著作和傳記的翻譯出版，能引起更多人了解和研究米塞斯的興趣。米塞斯畢竟不是浮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