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一別後，我因為工作關係聯繫過季老幾次，每次交往的過程都讓我頗感意外，卻也了解到季老謙虛嚴謹的治學態度。
1986年，我負責主持《世界哲學家辭典》的編寫，編委會準備把季老列入辭典，於是向季老約稿，但一連幾次都遭到拒絕。季老表示，我不是什麼哲學家，在哲學上沒有什麼主要觀點，不敢在《世界哲學家辭典》中濫竽充數。我只好使盡渾身解數，“費盡心機”，才説服季老讓當時的助手李錚提供了一份簡介。
1992年，我的《阿拉伯哲學史》新書在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求季老寫評介文章，為這本書“吹噓吹噓”，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説自己“對阿拉伯哲學一竅不通，你問我的意見，等於問道于盲”。
隨後，我一直在山東大學哲學系工作，和季老屢有學術交往，《文史哲》主編丁冠之教授曾經委託我幾次向季老約稿，季老致信説：《文史哲》我一向認為是一份有水準的學術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這是一種光榮。但是我寫的東西，只要我認真從事的，其中難免有一些古怪字母。這種文章送給人家，給排印造成困難，我心裏每每感到不安。結果季老都以自己搞的東西古怪而婉拒了。1994年，《文史哲》再次請季老提供學者談治學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絕。在“軟磨硬泡”下，季老終於答應可以提供資料給我，於是有了我的那篇《學貫中外的季羨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發表。後來，季老評價這篇文章“超出了他的期望”，我當然很欣慰。
此後，我萌生了為季老寫傳的想法。當時很多人都在想做這件事，季老都沒同意，我心裏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潤園看望季老時，本準備正式提及此事，卻一直猶豫著不敢開口。直到季老對我所寫的文章和學術表示肯定，並且寫信給我願意讓我寫傳時，我才有了底氣。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彙報有關傳記的準備情況，季老説自己沒有時間，便讓秘書李玉潔女士請我在勺園吃飯。要了幾個菜，落座以後，李玉潔老師單刀直入，站起來用手指著我質問：“蔡德貴，你有什麼資格寫《季羨林傳》？”
我當時一時語塞，沉默一會禮後，我説：“要論資格，北大有那麼多季老的同事、學生，有研究季學的教授，我還真是沒有資格。但是有一點，我和季老同是山東人，我想我可以從山東的文化底蘊來解讀季老的治學和為人。我可能能夠理解季羨林先生成長的環境，所受齊魯文化的影響。”李玉潔女士聽了這番話，再沒有説什麼。
就這樣，我準備半年多後，將《季羨林傳》的提綱，找了一個下午，到季老家，念給季老聽，季老將濟南一中改為濟南高中，要求我寫作時“實事求是，不要溢美”。隨後，我執筆書寫，終於在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季羨林傳》出版以後，?版社準備在北大舉辦一次活動，為書作宣傳，想邀請季老出席。季老堅決不同意，説：“我肯定不去，老師和學生互相吹捧，像什麼話！”季老沒有評價這本書，但他去臺灣學術訪問時，帶去了20本《季羨林傳》作為禮物，送給朋友。
這之後，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來越多。
我得以在季老晚年的最後十個月裏，幾乎每隔幾天都在他身邊，聽取他的教誨，記錄他的人生經歷。這是季老給我的榮譽和信任。
可以説，40多年以來我和季老的交往真正屬於那種淡如水的。當然，季老對山東的感情太深，對我厚愛有加。對別人、尤其是老鄉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他經常應邀為別人題字，而題得最多的就是“愛國、孝親、尊師、重友”，這八個字，他題了不下百遍。
很多人關心季老的口述歷史，我深知責任重大，再非常慎重地整理，還要一些時日。但是很多朋友急於了解季老口述歷史的內容，於是我取材于季老在這十個月裏的口述，從中選取了一部分內容預先出版，以滿足急於了解季老口述歷史的讀者需要。
《胡適口述自傳》的作者唐德剛，借用朱熹之言：記人言語最難，不得其意，則往往以己意出之，以説明口述歷史的局限。唐德剛也不敢保證，自己絕對沒有“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為一?口述歷史，往往都是如此的。他提到，甚至古聖先哲，亦所難免。《禮記 檀弓篇》裏，就有一段孔門弟子，誤記“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胡適口述自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年，第7—8頁）我想眼前的這本與口述歷史有關的書，也難免這種情況。如果有罪我者，我當然不會感到驚奇，而且我也會虛心聽取罪我者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