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小組會，韓部長一反以往的慣例，不是先聽大家發言，而是自己第一個發言，拖長聲調説，有的人剛一回來，就對開展運動的情況橫加指責，指責宣傳部揭發徐逸人的問題是混淆矛盾。小組會並沒有給徐逸人定性，是揭發徐逸人有害於革命的言行。有的人總是錯誤地估計形勢，低估群眾的覺悟，自己跳出來表演，那麼就給他充分的條件讓他表演，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韓部長的話剛説完，就有人喊著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當保鏢的人站起來。
我心裏非常火，韓部長這明明又是在引導，不過是把槍口轉向了我。徐逸人在國內，在朝鮮無法整徐逸人，就找我當替身。可能以為我和徐逸人關係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東西。我和徐逸人之間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於是我就坦然地説：“是我向韓部長提過意見。”我當然沒有站起來，只是如實地把我參加小組會後的想法和向韓部長提過的意見詳細地説了一遍。
我説明情況以後，多數人沒有説話，但有一個人猛地站起來，怒衝衝地質問我為什麼對領導的號召打橫槍，還要我老實交待和徐逸人的關係。
這一來，進攻的焦點就點明瞭。接下來，就有幾個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關係，揭發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組會也是如此。
當然都沒有什麼“戰果”，以後改換內容，要我交待歷史問題，包括我的家庭情況、從偽滿到北平讀書的情況、日本投降以後從北平到解放區情況等等。提的問題不少，但這一次的小組會火力並不猛烈，我如實回答以後，幾乎沒有再追問什麼。因為我寫的自傳和各個時期的歷史情況包括證明人，檔案裏都有，入黨以前組織已做審查，沒有可質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訴我，整我的目的不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