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縱橫]為蔣介石專線接話十二年（六）(2003.43)

  
　　撤離南京

　　淞滬會戰一結束，南京即面臨日寇壓境的緊張局面。國民政府各機關紛紛做西遷準備，南京電話局也做好了撤退準備，通訊設備陸續裝箱起運，人員也分批撤退。

　　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成立後，在一次機關聯席會議上，司令長官唐生智宣稱：“淞滬一隅抗戰3月，南京一定要堅守”，揚言“誓死保衛首都，各機關都必須準備足夠6個月的給養”。同時，成立“留守工程團”， 下分機械、通訊、搶修、總務4個組，以維持南京的最後通訊，特別是軍事聯絡之用，電話局總工程師黃如祖親任團長。作者等3人做為專線接話員，因蔣介石尚未離京也加入留守團。

　　中、日兩軍接觸不久，國民黨軍隊即節節敗退，形勢急轉直下，日軍直逼南京。12月4、5日左右，唐生智電問錢大鈞，蔣介石何時離京？當時，蔣為顧及臉面，佯稱不願離開南京，後經唐、錢聯合“勸説”，蔣方于6日在拜謁中山陵後離開轉赴武漢。

　　之後，形勢一天緊似一天，一場大戰迫在眉睫。12月10日下午，留守工程團陸續撤離，軍話專線臺的3人亦隨同轉移。12日南京陷落。

　　受任軍委會電話監聽員

　　不久，南京留守工程團團長黃如祖率領最後一批人員抵達武漢。國民政府除一部分遷到重慶外，大部雲集武漢，電信業務極為繁忙。

　　這時，原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調任航空委員會主任，軍委會銓敘廳廳長林蔚兼任侍從室主任，軍委會以下的各廳部以及湖北省政府暨蔣介石公館均駐武昌。武漢電話局在長途臺專設一個10門小交換機，除有蔣介石長途專線外，另有侍從室主任、航空委員會主任、航空委員會軍令廳廳長、軍令部部長等長途專線。

　　1938年5月間，林蔚在電話中通知作者等人到武昌軍事委員會，見到軍委會辦公廳軍事處處長李某。李當面交給作者一命令文件，內稱：“茲派王正元、白堉、徐士元等為本會（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電話監聽員”，李補充説：“監聽員既要在通話中進行技術調節，還要在通話中防止被竊聽。”從此，作者除在電話局供任原職外，又兼職“電話監聽員”，具有雙重身份。

　　由於電話線路十分緊張，不能充分保證蔣介石的軍用專線隨叫隨通。於是，交通部長俞飛鵬一再召集湖北電政管理局局長朱一成及武漢電話局局長黃如祖研討對策。解決辦法無非是增設電路和添加設備，但此事非短期所能辦到。

　　這時作者擬定了一個為最高當局接通長途電話的規定，內容大概是：受話局以及轉机局接到我們（指專司軍委會電話者）呼出信號後，不論在任何情況下要一律讓路，隨要隨轉隨接，遇有其他正在通話線路一律作撤線處理，並切實做到在接轉中做好通話清晰、提高音量等工作。規定既詳細，措施又簡便，當即由黃如祖轉呈交通部。為此，特受到交通部明令嘉獎。從此，這一在電路和機械不足情況下的彌補辦法，即由交通部通令全國電話局，一律按照此規定接轉蔣介石的長途電話。

　　聞風而逃的“逃跑將軍”

　　在武漢時，蔣介石經常和第一戰區劉峙、衛立煌，第三戰區顧祝同，第五戰區李宗仁以及廣州余漢謀通長途電話，進行一系列軍事部署。

　　第一戰區的軍事長官劉峙畏敵如虎，從不敢與日寇接戰。他在平漢線上不是在同日軍作戰，而是在和敵人“賽跑”--未戰先逃，日軍在他後面想追都追不上。劉峙不是望風披靡，而是“聞”風披靡，只是得到日寇要來的消息，還未見到鬼子的影子就不管不顧地先溜之大吉。日軍還沒有到安陽，他一下就逃到新鄉。一次，蔣介石和劉峙通長途電話詢問：“你的位置現在哪？你的部隊在什麼地方與敵人接觸？敵軍兵力和戰況如何？”劉稱日軍已由滑縣、輝縣向新鄉包抄，正面之敵已接近湯陰。第二天，蔣介石又和劉峙通長途電話，豈料這位前線指揮官已經逃到黃河南岸了。蔣介石好像知道這位“飯桶司令”膽小如鼠，就在電話裏問他的司令部設在哪；劉在電話中支支吾吾，不敢實説已逃到黃河南岸。經蔣介石再三追問後，劉只得實説。蔣聽後非常氣憤地命令：“你立即給我回到新鄉去，不然我要處分你。”劉聽後唯唯稱是。但他哪敢再回到黃河北岸去？不幾日，這個“逃跑司令”就失地千里，日寇兵不血刃侵佔了整個豫北平原。

　　劉峙的不戰而逃，林蔚是非常清楚的。因為有一半的軍用電話是由林蔚代蔣介石向戰區下達命令和詢問戰況的。劉峙向蔣介石謊報軍情，卻向林蔚講了真話。劉在與林通話中有“敵人猛攻銳不可當，我軍一觸即潰”等語，其實他哪是“一觸即潰”，而是未觸即潰。林蔚從前線其他將領處了解到的真實情況並非如此，劉這樣説不過是為自己的臨陣脫逃尋找藉口罷了。

　　空軍跨海襲東京，日本本土扔紙彈

　　1938年，國民黨軍隊對日作戰各戰場紛紛失利，國民政府“外戰外行”一時束手無策，於是想另辟蹊徑以挽回些顏面。

　　同年6月間，蔣介石電問航空委員會主任錢大鈞：“準備得怎樣，要下達確切時間。”錢答：“完全準備就緒，時間確定在黃昏。”深夜，蔣介石又和航空委員會軍令廳廳長毛邦初通電話問有消息嗎？毛答：“已到日本本土了。”在林蔚和毛邦初的通話中，林蔚説及“我軍派飛機飛往日本本土東京、大阪、長崎一帶投擲紙彈（傳單）”的任務。原來這是一次中國空軍空襲日本本土的行動，不過不是真槍實彈而是拋撒政治宣傳品。這一夜，除蔣介石和錢大鈞、毛邦初通話詢問“空襲”情況外，林蔚不斷和毛邦初通話詢問飛行中的一切詳情，包括抵達各地時間和飛行高度、投擲紙彈地點等。天剛亮，毛邦初就用電話向蔣介石報告説：“飛機抵達日本本土上空時，日本各地都實行了燈火管制，但未向飛機開炮，亦無飛機起飛迎擊，只有照空燈。我機投放照明彈，按照預定地點投擲了傳單，任務完成很順利，拂曉前已安全飛返基地。”接著，蔣介石勉勵了毛邦初幾句。(王正元)  

（原載臺灣《傳記文學》月刊1993年2、4月號及1997年9月號，編輯時進行了刪節並對文字做了處理，小標題亦重擬。）

《臺灣週刊》2003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