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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縱橫]為蔣介石專線接話十二年(二)(2003.39)

時間:2004-05-10 17:51   來源:

    
 
  蔣介石不會打電話

  通過近距離的接觸,作者才知道蔣介石自己不會撥號打電話,需人代打。據侍從室隨身副官蔣孝鎮説,蔣介石一拿起話筒不管佔線不佔線就撥號碼,可總打不通。本來,使用電話先要聽一下有無“蟬鳴聲”,如果有説明線路沒空兒,需等一等再撥。而蔣根本不管這些,連續撥不通就暴跳如雷。有一次,他總是打不通一個電話,立即要蔣孝鎮把電話局長黃如祖叫來。這一來嚇得黃不知出了什麼大事,慌忙召開有關人員會議,檢查線上路上出了什麼差錯,查了半天並未發現問題。黃來到蔣介石官邸再查,這才了解到真正原因,主要是電話太忙佔線所致。後來,黃如祖專門為蔣架專線,以不受線路堵塞限制。但改進後,蔣介石還是打不通。據分析可能有兩個原因:當時所用電話是5位制,蔣介石往往只撥4位就不撥了,或比較大的數字,如“9”、“8”等,他還沒有撥到位就放手了;還有遇到對方正在與別人通話,他往進打當然打不通。據蔣孝鎮説,蔣介石沒有一次順順噹噹把電話打通過,後來索性下令將辦公桌上的電話拆除了事。

  後又專為蔣介石設置了一個長途專線接轉臺,才徹底解決了問題。這樣,不論是打長途電話,還是打市內電話,蔣只需用手搖話筒通知接線員,後者在控制臺一見信號燈亮就問他要找誰?然後接線員立即用電話與該人聯繫上後,向對方説明是“委員長請你接電話”,然後再將蔣的電話連通向其報告:“委員長,某某來了。”這樣,蔣一拿起電話就可以直接對話。蔣打電話有一個特點,就是無論給誰打電話,長途也好、市內電話也好,都是別人先拿著聽筒等他。自從有了這樣的專線後,確實大家都方便多了,而且多年一直延續這種作法,很少發生差錯。

  蔣介石打電話,最忌諱女話務員為他接線。自上次“八一三淞滬會戰”中因女話務員聽不懂他的寧波話而接錯,後來只要拿起話筒一聽是女話務員的聲音他就立即一句話不説挂斷電話,並命副官打電話查詢原因。有兩次作者在值班時因上廁所暫時離開,暫請女話務班長代看一下。不料,偏偏趕上蔣叫接電話,女班長立即代接。蔣介石聽到女性聲音,立即又把電話挂斷,副官的責問電話隨即打了過來。所以以後作者及另兩個男話務員輪流值班,片刻也不敢離開話機半步。

  蔣介石對接話人的稱呼

  蔣介石對接話人的稱呼因人而異,主要視其親疏程度而有所區別。蔣介石稱宋美齡為“MRS”(夫人),宋則稱蔣“介兄”。

  蔣介石在電話中的自稱,一般都説“我是委員長”。即使是對非嫡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劉斐等人也是如此。在他當上“總統”後,他仍是這樣自稱。但他不是對所有人都是這樣,這一點無形中掌握著分寸。對李濟深、程潛、孔祥熙等極少數人,他就自稱:“我是介石啊!”如蔣介石兩次和程潛通長途電話時,因程潛有重聽的毛病,蔣介石就在電話中使勁喊:“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蔣介石對其下屬的稱呼另有不同,根據遠近關係而區別對待。對陳誠、薛岳、張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只有稱呼孔祥熙時例外,稱“庸兄(孔祥熙字庸之)”,而孔則稱蔣介石為“介弟”。對何應欽、李宗仁、張群、商震等人,則在字的後面加“兄”字,如稱李宗仁為“德鄰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則在字的後面加“先生”二字。從電話中的稱呼上完全可以分出親疏,像對白崇禧、劉斐等人,既不呼字,也不叫名,就在姓的後面冠以職銜,直呼“白副總長”、“劉次長”。

  蔣介石不管與任何人通話,對方都是在電話中先叫“委員長”,然後再開始談話。如對方還沒叫“委員長”時,話務員就代蔣自稱“我是委員長”,意指這是委員長的電話。這個“委員長”的稱呼,到了蔣介石當上“國民政府主席”和“總統”後,也從未改變,好像不這樣,就不足以顯示對話人是蔣多年的部下了。

  國民黨黨政軍高級官員中,能夠和蔣介石通話而既不稱“委員長”,又不稱“主席”或“總統”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他多年來一直稱蔣介石為“總裁”。

  越級指揮與軍令一夕數改

  在國民黨高級軍事指揮官中,沒有哪一個不知道蔣介石喜歡用長途電話直接指揮軍事的。他經常在清晨甚至深夜親自打長途電話到前線。這些部署往往中央主管軍令和指揮作戰的部門卻一無所知,總是事後再由侍從室主任追加通知。

  蔣介石在一天中,不知要打多少次長途電話,而且經常越級指揮。往往是戰區司令長官或集團軍總司令一級尚未接到命令,軍長一級指揮官已接到蔣介石的電令了。這樣一來,不但中央一級部署亂了,連戰區司令長官的部署也被打亂了,弄得中央作戰部門和前線高級指揮官嚴重脫節,怨聲載道。如陳誠和薛岳通話時就説:“委員長屢次佈置的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樣我們就很棘手了。”陳誠有一次在長途電話中向侍從室主任林蔚求證:“委員長通知一00軍王軍長的調動事,你知道嗎?”林回答:“我事先也不知道,昨天才通知了軍令部補發的電令。”蔣介石經常這樣隨心所欲,越俎代庖,下面部隊原有作戰計劃雖被打亂,但誰也不敢公然表示反對。

  蔣介石自己下達軍令直接干預前線軍事部署已成為習慣,一天24小時內他不論什麼時候叫接長途電話,即使是深更半夜,前線高級指揮官也要從床上爬起來接聽。一次在午夜,蔣要接鄭州前線司令長官衛立煌,當作者把電話接通後,衛的副官婉辭説:“長官才入睡不到1小時,恐怕剛睡熟,是否……”下面的話未敢講出來。但蔣介石的電話,除非是找的人不在,或是電路發生故障不能接通外,是一定要來接電話的。作者也不客氣地説:“委員長電話是緊急事,還是請衛長官來接電話吧。”副官無法,只好把睡夢中的衛立煌叫起來接。

  蔣介石每每親自部署戰事不説,還往往軍令一夕數變,使部下不知所措。經常是尚未考慮成熟就下達命令,下面接到命令後剛傳達到下級準備實施,豈知蔣介石一時心血來潮又打長途電話給司令長官變更剛下達的命令。蔣這一套作法經常出現,弄得部隊上上下下都無所適從。(王正元)  

(原載臺灣《傳記文學》月刊1993年2、4月號及1997年9月號,編輯時進行了刪節並對文字做了處理,小標題亦重擬。)

《臺灣週刊》2003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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