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荷聖手
張大千畫荷花堪稱聖手。他出手的荷花圖被時人稱為一絕，是許多收藏家追求的珍品。一次，張大千要在一丈二尺長的宣紙上畫《風荷》，而且是立軸畫。
只見張大千脫下鞋子踏在宣紙上，將畫筆飽蘸濃墨後在宣紙上迅速落下，不一會兒就催生出一塘荷花。他的花瓣畫法尤為特別，花瓣就像一個驚嘆號。這個驚嘆號被人稱為大千荷花圖獨特的張氏標簽。張大千曾説過，一次畫一幅大畫，用了好幾張宣紙。將靠近墻壁的樓板鋸了一條縫，畫就從二樓一直挂到底樓。朋友來看畫，我就對他們説：‘勞駕先上樓看上部，再下來看下部。’大家都笑我涇渭分明。”
逃脫日寇魔掌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北平被日軍佔領。這時張大千和楊宛君住在頤和園的聽鸝館，身邊還帶著黃凝素所生的兩個孩子，很不安全，他決定設法逃出日寇魔掌。張大千對楊宛君説：“婦道人家不引人注意，你帶著孩子立即進城，進城後叫紅十字會派汽車來接我，以後再作打算。”於是楊宛君與隔壁一位正準備進城的鄰居化裝成村婦，一人騎一輛自行車，後面各馱著一個孩子，急急忙忙往城裏趕。
楊宛君走後不久，日本兵就封鎖頤和園。張大千因為有大鬍子，被當成國民黨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後他當場畫了幾隻螃蟹才證實了自己的真正身份。正巧楊宛君乘坐紅十字會汽車趕來，聽説大千在被迫作畫，急忙拉著穿白大褂的大夫闖進屋來，對日本大佐説：“他正患肝炎病，會傳染的，請讓他治病，醫院已派車來接他了。”大佐沉吟一下，量張大千也跑不了也就勉強答應，於是楊宛君攙著大千登上救護車飛馳而去。
1937年冬的一天，張大千、楊宛君正考慮如何逃出北平，突然一個日本軍官闖了進來，以兇悍的口氣對張大千説：“聽説你有許多古字畫兒，拿出來，我們給你成立一個館陳列起來，比放在你個人手中保險。”張坦然回答：“我的古畫兒不在北京。”“在哪呀？”“在蘇州、上海。”張大千看日本人猶疑，就説：“我留在北平，讓我太太去拿吧。”楊宛君也不推辭，開口就對日本人説：“你們開個路條，我去拿。”
經過7晝夜海上顛簸，終於安全抵達上海。楊宛君見到四嫂，顧不得梳洗，立即給身陷北平的張大千拍電報佯稱：“有些畫兒找不到，必須你自己回來找。”過了一天，又寫信要他自己回來找畫。這樣延宕了一個多月。日本人到府逼畫兒，張大千拿楊宛君的電報和信給日本人看，後者看後果然深信不疑：“給你開個路條，限你一星期返回。”“10天吧，有的畫兒在蘇州，我要去蘇州拿。”這樣，張大千在楊宛君幫助下，終於逃脫虎口。
敦煌作畫
1940年，張大千不辭勞苦經長途跋涉來到敦煌，驚見石窟中的絕世之作，不禁嘆道：“發現晚了，發現晚了，早該來啊，我一輩子都畫不完。”
張大千一行在石窟中做了大量的畫前準備工作。他們先為各個洞窟編號排序，在每個洞窟壁上編上“張氏編號”，英文代號C。在這以前，法國人伯希和曾到過敦煌，為了盜竊方便，也對石窟編過號，其英文代號為P。不過，他的順序是從北向南編排，而這次張大千的編法正相反，是從南向北排列。據説這也是有根據的，原來在古代工匠開鑿石窟時就是按從南到北的次序進行的。後來，張氏編號（C）與伯希和編號（P）以及建國後敦煌研究所編號（A），共為國際上公認並通用的敦煌莫高窟三大編號。張大千依據從南到北、從底層而上層的順序為莫高窟作了系統地編號，共計編了309號。
待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張大千開始帶領大家進行壁畫的臨摹複製。雖然條件艱苦，工作枯燥，但他們沒有退縮。這裡地形複雜，陰冷潮濕，有的洞窟狹窄，壁畫低矮，要半躺著身子才行；有的洞窟高大，要爬上特製的高凳；有的光線太暗，要手持電筒，反覆觀摩才能畫上一筆。加之洞窟空氣滯悶，呆上半天，弄得頭昏腦脹。
因為需要臨摹的工作量太大，張大千寫信要女婿蕭建初、上海市著名的工筆畫家謝稚柳等前來與他共同開展工作。同時，他又從青海塔爾寺請來5位從事宗教繪畫的喇嘛，這些喇嘛自幼從師學藝，有一定繪畫基礎，會磨制顏色、縫製畫布以及製作金粉、畫筆等等，其中有兩位年長的師傅還善畫工筆色彩宗教畫。
兩年半後張大千滿載而歸。為了向世人介紹推廣敦煌壁畫，1944年，“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先後在成都、重慶開展。著名畫家徐悲鴻、黃君璧，著名詩人柳亞子、著名作家葉聖陶等一大批藝術家、文學家紛紛前往觀看，給予很高的評價。張大千是我國專業畫家到敦煌長期臨摹的第一人，敦煌之行是他藝術道路上關鍵性的轉捩點。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認為：“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寶之一斑，其成績已超出以前研究的範圍。” （王成聖 康僑）
（本文係由《中外雜誌》月刊1997年10、11月號王成聖所寫《畫壇怪傑張大千》及1998年11、12月號康僑所撰《張大千的愛情世界》改編而成）
《臺灣週刊》2003年第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