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王正元,1937至1949年間任國民黨當局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侍從室電話監聽員等職,專門負責蔣介石及黨政軍機關的電話接轉、監聽工作。由於這一特殊位置,王得以近距離接觸許多最高機密,並從獨特視角見證了抗日、解放戰爭時期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現將其公開發表的回憶錄摘要如下,謹供參考。
專線長途電話--蔣介石與外部聯繫的主要渠道
抗戰前,南京電話局長途臺的通訊設備,是在朱家驊任交通部長時從英國購買的。其性能雖説不上先進,但在當時已是國內最現代化的。電話線路在主要城市之間都有雙銅話線,寧滬間除實線外,還有三路載波電路兩條,其他如徐州、漢口等地均有單路載波直達。當時,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南京是首都,是政治軍事的中心。政府要員們大多數在上海另有公館,每逢週末,紛紛乘車赴滬度假。所以,寧滬之間的長途電話業務一直很繁忙。
1937年“八 一三抗戰”開始後,南京電話局長途臺業務更加繁忙,尤其是寧滬間的線路更緊張,電路不夠分配,造成電話積壓。戰爭一開始,國民黨部隊紛紛東調,當時蔣介石時常用長途電話直接指揮戰事,電話局特意為他專門架設了一對長途線直通其黃埔路官邸。
上海保衛戰打響後,蔣介石每天都要打多次長途電話到淞滬前線。蔣對手下高級將領一般不叫名字,而習慣以職務或“字”來稱呼。在叫接電話時,對電話員一般簡要地説要“顧總司令”(即顧祝同)或“朱總司令”(即朱紹良)。當時前線上有兩個“張總司令”,他就説“張向華(張發奎字向華)總司令”或“張文白(張治中字文白)總司令”。蔣介石在通話中,都是先聽對方的彙報,然後再作指示,要等待幾小時或者稍停後,再打電話下達指令。
顧祝同是蘇北漣水人,他把話説得慢而低時和寧波話相差不大;張治中是安徽巢縣人,一口合肥腔,但他與蔣接觸較多,雙方都還聽得懂。而張發奎説的廣東官話,碰上寧波官話總是如雞同鴨講,在溝通上有些困難。所以,蔣每次説完後都照例問一聲:“懂了沒有?”最麻煩的莫過於朱紹良了。朱的耳朵有毛病,蔣每次與他通話,總是一再重復,而朱常常把意思完全聽錯了,後來乾脆給朱紹良的電話統統由顧祝同代為轉達。
一般長途通話中,前方均係報告戰況,蔣再酌情下達指令。如一次顧祝同幾次電話中請求增援,當時蔣軍精銳大多數都開到淞滬前線了,蔣説:“恐怕趕不上,正在趕運中。”顧説:“情況比較危急,如果增援不上,第一線就支援不住了。”蔣接著説:“那麼就把桂永清的教導總隊拿上去吧。”有時與張發奎通話,因張駐在江灣指揮炮兵,連炮彈的命中率,蔣都要電話“垂詢”。
“軍用電話專線臺”的成立
1935年,江啟堃任南京電話局總工程師。在其任內,招聘了一批十六七歲的高小、初中畢業的女生來替換所有男話務員,經過短時間訓練,就正式派用了。但因年輕沒經驗,在為蔣介石服務時常常出錯。
蔣介石雖有長途專線,無須再撥“20號”長途記錄臺掛號。可是這些剛從事電話工作不久的女話務員,不了解情況,工作中也不分主次先後,還是要按一般手續,先要問明“發受人姓名”和通話種類等然後再接線。由於蔣介石講的是一口寧波官話,這些南京姑娘往往聽不懂,一聽不懂就要重復詢問,甚至多次接錯。
在戰爭最激烈之時,曾發生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晚9時許,蔣介石對長途臺話務員説:“要顧總司令(即顧祝同)電話。”接通時,卻是朱總司令(即朱紹良)。蔣質問:“我要蘇州顧總司令,怎麼……”“你講沒講蘇州?”因蔣介石漏報了地名,再加上蔣的寧波官話,南京籍女話務員把“顧”聽成“朱”。這個小姑娘也未必知道被“頂”的就是當時的最高軍事指揮官蔣介石。
當時淞滬前線的4個總司令,其駐防位置是:朱紹良駐安亭,張治中駐青浦,張發奎駐江灣指揮炮兵,顧祝同駐蘇州。蔣介石有一項重要軍令沒有及時下達給顧祝同,氣得把聽筒摔壞,躺在長藤椅上,咆哮著呼喚侍衛官:“請錢主任(侍從室主任錢大鈞)。”錢一進門,蔣介石就氣呼呼地説:“你把樵峰(俞飛鵬字樵峰,時任交通部長)叫來。”錢大鈞當時感到有些突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又聯想到俞是蔣的嫡親表兄弟,自己也和俞是多年的老關係,便上前低聲説:“報告”,意思是問有什麼事。蔣約略把話務員接錯電話之事説了一遍,末了余怒未息地説:“問問樵峰,他是怎麼部署的?”錢大鈞唯唯退出,立即與俞飛鵬聯繫,可是連打幾處電話都沒找到。此時已近午夜,旋命隨從副官備車直趨俞家。俞見錢深夜來訪,神色緊張,忙問什麼事。錢大鈞遂把所發生之事備述一遍。俞飛鵬聽後十分不安地説:“是呀,貽誤軍情誰能擔當?”
次日一大早,俞飛鵬在部長室召見電政司幫辦陶鳳山、南京電話局局長朱一成,把蔣介石打長途電話的事説了,要他們馬上採取補救措施。經研究決定,建立“軍用電話專線臺”,選派幹練電務人員專門負責。又經朱一成要求,指調在部工作的白堉、徐士元和作者3人到南京電話局長途臺,每天24小時3人輪流值班。作者等人一到長途臺,就把蔣介石通往長途臺的長途專線接到自己臺子上的一部磁式話機上,並把經由鎮江、無錫接轉蘇州的長途電話改為南京直達蘇州。俞飛鵬立將安排情況電話告知錢大鈞,錢又加派侍從室第二組少校參謀周某來協助工作。(王正元)
(原載臺灣《傳記文學》月刊1993年2、4月號及1997年9月號,編輯時進行了刪節並對文字做了處理,小標題亦重擬。)
《臺灣週刊》2003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