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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人留影〕臺灣光復先驅羅福星（上）（2003.34）
時間:2004-02-27 14:36 來源：
編者按：羅福星是印尼華僑，早年投身辛亥革命。為了臺灣的光復，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來到臺灣組織起義，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雖敗猶榮。現將其英雄事跡摘要如下，以示紀念。
祖籍大陸客家人
羅福星烈士，別名東亞、中血、國權，1886年2月24日生於印尼雅加達，祖籍廣東省蕉嶺縣，客家人。
羅福星周歲即返回祖籍地廣東蕉嶺縣高思鄉大地村居住，自幼受祖國傳統文化薰陶。10歲時隨祖父羅耀南去臺，在苗栗公學學習；14歲返回印尼，就讀爪哇學校，習英、荷文。18歲中學畢業後，又隨祖父赴臺，設籍于苗栗一堡牛欄湖莊。直到1907年離臺返回故鄉為止，他先後居臺8年有餘。在此期間，親眼目睹日人殘暴統治下臺胞遭受的苦難，喚起推翻日治、光復臺灣的革命信念，促使他後來加入“中國同盟會”。
羅福星返回廣東後，先在故鄉大地村學校擔任體育教員，並在1907年秋與黃玉英女士結婚。他熟讀詩書，通曉中外文，眼光遠大，深受當時廣東教育總會會長丘逢甲的賞識。1908年，羅福星奉派到印尼視察僑校，1909年，被任命為新加坡中華學校校長，半年後前往緬甸，從事黨務宣傳，1910年，轉任印尼雅加達中華學校校長，其間與胡漢民等同盟會要員往來南洋各地籌款，支援革命。
返臺從事抗日活動
1911年春，羅福星赴廣州參加3月29日黃花崗起義，起義失敗後返回印尼。同年10月，羅福星奉革命黨軍事領袖黃興之命赴南洋招募民軍，親自率領乘船抵西貢與胡漢民會合，再一同赴廣州增援。廣州光復後，羅福星奉胡漢民之命，與朱玉廷率民軍2000人經上海入蘇州馳援革命黨。年底，南北和議成功，於是解散民軍，再回原鄉執教。
1912年8月，羅福星受革命黨人劉士明之邀來到臺灣，從事抗日活動，組織“華民聯絡會館”，籌劃臺灣起義。同年12月初赴汕頭“臺灣革命本部”商談臺灣起義事宜。12月中旬，羅福星、羅國亞等人分別自汕頭、福州、東京先後赴臺。下旬，他們齊集臺北大稻埕舉行會議，決定組織分工，分頭髮展黨員準備起義。羅福星負責苗栗、臺北的準備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關係，易於接近群眾，工作進行得格外順利。
1913年3月，羅福星認為他們在臺灣的起義工作已進行得很有眉目，便托吳頌賢帶一封密函赴廣州，與廣東都督胡漢民聯絡。這封密函帶回國內時，正值袁世凱指使兇手在上海北站刺殺了宋教仁，引發“二次革命”。黃興正忙於籌備軍事策劃討袁。在形勢緊張戎馬倥傯之際，黃興仍然非常關注臺灣起義的進展情況。同年6月，黃興派潘某前往臺灣協助羅福星積極發展組織。7月，又派陳士、王淵兩人赴臺視察工作。7月27日，羅福星與陳、王二人在基隆舉行秘密會議，由羅福星做工作報告，並且商議如何在臺灣起義舉兵，驅逐日人。這時臺灣起義已屆付諸實施階段。8月1日，胡漢民又派吳頌賢、吳覺民前去了解起義準備情況。根據羅福星所提供的數字，參加組織的人數已達5000余人，前途大有可為，二吳備感興奮。8月16日，他們和羅福星在臺北大瀛旅館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討論國內如何接應、支援臺灣起義的具體問題。羅福星和二吳都認為應由福建和廣東兩省聯手共同策應臺灣起義。因此，8月19日羅福星派金星橋專程趕赴福州，徵詢福建都督孫道仁的意見。9月18日，羅福星接到孫道仁的回信，後者對於羅福星的建議，除表示完全接受外，還告知閩、粵兩省已有準備，願做臺灣起義的堅強後盾。
“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閩粵支援無形中停頓。雖然突遭如此重大挫折，羅福星和他的同志卻毫不氣餒，起義之事仍按部就班進行。羅福星風塵僕僕，奔走各地，聯絡組織毫不懈怠。他赴臺南視察，見當地下屬組織——“林季商會”即已擁有會員2萬餘眾，於是決定讓島內反日團體統統加入“華民聯絡總會館”，以總會館為總指揮機關統一領導全臺起義。
臨危不懼指揮若定
1914年3月2日，羅福星滿懷熱情北上。不料一到苗栗，就接到戰友羅慶庚的電話報警，告訴他：“你已經被人告密，警方即將對你採取行動，希望你趕緊躲藏起來，逃過這一道難關。”
放下電話，羅福星經深思熟慮反覆權衡，認為日本對臺統治素以嚴苛著稱，對於臺胞的監控尤為嚴厲。在這種情況下，躲起來不是辦法，反而會使日警方認定他是革命黨，來一次全臺拉網大搜查，這樣可能會連累許多同志被捕。他不願因個人安危而妨礙起義大計、影響全局。因此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內緊外松故示坦然迷惑敵人，仍留在苗栗繼續策劃起義事宜。同時，他也做好了萬一事敗犧牲的思想準備。促使羅福星決心留在苗栗不走的另一因素，是他早已在苗栗日本警署內發展了兩位戰友，即擔任巡查捕的邱義質和羅發興。他相信日警署倘若對他採取行動，這兩位戰友得到消息必會事前通知。
4月中，羅福星果然被苗栗警署傳喚問話。然而羅福星早有思想準備若無其事從容應對，日警署問不出所以然，又沒有真憑實據，不久就放了他。5月24日，邱義質又趕來通風報信，説苗栗警署馬上又要大舉搜捕革命黨了。當天下午，羅福星和黃增富、羅國亞搭乘火車回到臺北，下榻于大瀛旅社。當時情況緊急，與其坐等待斃不如破釜沉舟、轉守為攻，羅福星決定以大瀛旅社為苗栗機關分部指揮所，歃血為盟定期舉事。
當時，羅福星在臺灣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發動，已經總共動員募集了95631名同志，成立了許多分支機構。由於他們組織嚴密，人員整齊，加之臺胞對日人統治深惡痛絕，自願回到祖國懷抱；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好，起義成功的勝算還是比較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天不作美，這次苗栗大起義最終卻因幾起偶發事件的牽連而功敗垂成。事後分析，他們之所以會在舉事前夕被日本警方偵悉，肇因受到臺南李阿齊、臺中賴來、新竹張火爐和南投陳阿榮4起抗日事件相繼失敗的影響。這幾起抗日義舉都是獨立性的事件，與羅福星他們組織的起義並無關聯。但卻由於接連幾次反日事件的爆發，引起日據當局的警覺，發動了全面性的島內保甲大搜查，歪打正著，從而使羅福星精心組織的苗栗大起義受到了波及。
（原載臺灣《中外雜誌》月刊2003年7月號，題為“客籍抗日烈士羅福星殉難經過”。編輯時進行了刪節並對文字做了處理，大小標題亦重擬。）
《臺灣週刊》2003年第34期
祖籍大陸客家人
羅福星烈士，別名東亞、中血、國權，1886年2月24日生於印尼雅加達，祖籍廣東省蕉嶺縣，客家人。
羅福星周歲即返回祖籍地廣東蕉嶺縣高思鄉大地村居住，自幼受祖國傳統文化薰陶。10歲時隨祖父羅耀南去臺，在苗栗公學學習；14歲返回印尼，就讀爪哇學校，習英、荷文。18歲中學畢業後，又隨祖父赴臺，設籍于苗栗一堡牛欄湖莊。直到1907年離臺返回故鄉為止，他先後居臺8年有餘。在此期間，親眼目睹日人殘暴統治下臺胞遭受的苦難，喚起推翻日治、光復臺灣的革命信念，促使他後來加入“中國同盟會”。
羅福星返回廣東後，先在故鄉大地村學校擔任體育教員，並在1907年秋與黃玉英女士結婚。他熟讀詩書，通曉中外文，眼光遠大，深受當時廣東教育總會會長丘逢甲的賞識。1908年，羅福星奉派到印尼視察僑校，1909年，被任命為新加坡中華學校校長，半年後前往緬甸，從事黨務宣傳，1910年，轉任印尼雅加達中華學校校長，其間與胡漢民等同盟會要員往來南洋各地籌款，支援革命。
返臺從事抗日活動
1911年春，羅福星赴廣州參加3月29日黃花崗起義，起義失敗後返回印尼。同年10月，羅福星奉革命黨軍事領袖黃興之命赴南洋招募民軍，親自率領乘船抵西貢與胡漢民會合，再一同赴廣州增援。廣州光復後，羅福星奉胡漢民之命，與朱玉廷率民軍2000人經上海入蘇州馳援革命黨。年底，南北和議成功，於是解散民軍，再回原鄉執教。
1912年8月，羅福星受革命黨人劉士明之邀來到臺灣，從事抗日活動，組織“華民聯絡會館”，籌劃臺灣起義。同年12月初赴汕頭“臺灣革命本部”商談臺灣起義事宜。12月中旬，羅福星、羅國亞等人分別自汕頭、福州、東京先後赴臺。下旬，他們齊集臺北大稻埕舉行會議，決定組織分工，分頭髮展黨員準備起義。羅福星負責苗栗、臺北的準備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關係，易於接近群眾，工作進行得格外順利。
1913年3月，羅福星認為他們在臺灣的起義工作已進行得很有眉目，便托吳頌賢帶一封密函赴廣州，與廣東都督胡漢民聯絡。這封密函帶回國內時，正值袁世凱指使兇手在上海北站刺殺了宋教仁，引發“二次革命”。黃興正忙於籌備軍事策劃討袁。在形勢緊張戎馬倥傯之際，黃興仍然非常關注臺灣起義的進展情況。同年6月，黃興派潘某前往臺灣協助羅福星積極發展組織。7月，又派陳士、王淵兩人赴臺視察工作。7月27日，羅福星與陳、王二人在基隆舉行秘密會議，由羅福星做工作報告，並且商議如何在臺灣起義舉兵，驅逐日人。這時臺灣起義已屆付諸實施階段。8月1日，胡漢民又派吳頌賢、吳覺民前去了解起義準備情況。根據羅福星所提供的數字，參加組織的人數已達5000余人，前途大有可為，二吳備感興奮。8月16日，他們和羅福星在臺北大瀛旅館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討論國內如何接應、支援臺灣起義的具體問題。羅福星和二吳都認為應由福建和廣東兩省聯手共同策應臺灣起義。因此，8月19日羅福星派金星橋專程趕赴福州，徵詢福建都督孫道仁的意見。9月18日，羅福星接到孫道仁的回信，後者對於羅福星的建議，除表示完全接受外，還告知閩、粵兩省已有準備，願做臺灣起義的堅強後盾。
“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的北洋軍大舉南下，閩粵支援無形中停頓。雖然突遭如此重大挫折，羅福星和他的同志卻毫不氣餒，起義之事仍按部就班進行。羅福星風塵僕僕，奔走各地，聯絡組織毫不懈怠。他赴臺南視察，見當地下屬組織——“林季商會”即已擁有會員2萬餘眾，於是決定讓島內反日團體統統加入“華民聯絡總會館”，以總會館為總指揮機關統一領導全臺起義。
臨危不懼指揮若定
1914年3月2日，羅福星滿懷熱情北上。不料一到苗栗，就接到戰友羅慶庚的電話報警，告訴他：“你已經被人告密，警方即將對你採取行動，希望你趕緊躲藏起來，逃過這一道難關。”
放下電話，羅福星經深思熟慮反覆權衡，認為日本對臺統治素以嚴苛著稱，對於臺胞的監控尤為嚴厲。在這種情況下，躲起來不是辦法，反而會使日警方認定他是革命黨，來一次全臺拉網大搜查，這樣可能會連累許多同志被捕。他不願因個人安危而妨礙起義大計、影響全局。因此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內緊外松故示坦然迷惑敵人，仍留在苗栗繼續策劃起義事宜。同時，他也做好了萬一事敗犧牲的思想準備。促使羅福星決心留在苗栗不走的另一因素，是他早已在苗栗日本警署內發展了兩位戰友，即擔任巡查捕的邱義質和羅發興。他相信日警署倘若對他採取行動，這兩位戰友得到消息必會事前通知。
4月中，羅福星果然被苗栗警署傳喚問話。然而羅福星早有思想準備若無其事從容應對，日警署問不出所以然，又沒有真憑實據，不久就放了他。5月24日，邱義質又趕來通風報信，説苗栗警署馬上又要大舉搜捕革命黨了。當天下午，羅福星和黃增富、羅國亞搭乘火車回到臺北，下榻于大瀛旅社。當時情況緊急，與其坐等待斃不如破釜沉舟、轉守為攻，羅福星決定以大瀛旅社為苗栗機關分部指揮所，歃血為盟定期舉事。
當時，羅福星在臺灣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發動，已經總共動員募集了95631名同志，成立了許多分支機構。由於他們組織嚴密，人員整齊，加之臺胞對日人統治深惡痛絕，自願回到祖國懷抱；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好，起義成功的勝算還是比較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天不作美，這次苗栗大起義最終卻因幾起偶發事件的牽連而功敗垂成。事後分析，他們之所以會在舉事前夕被日本警方偵悉，肇因受到臺南李阿齊、臺中賴來、新竹張火爐和南投陳阿榮4起抗日事件相繼失敗的影響。這幾起抗日義舉都是獨立性的事件，與羅福星他們組織的起義並無關聯。但卻由於接連幾次反日事件的爆發，引起日據當局的警覺，發動了全面性的島內保甲大搜查，歪打正著，從而使羅福星精心組織的苗栗大起義受到了波及。
（原載臺灣《中外雜誌》月刊2003年7月號，題為“客籍抗日烈士羅福星殉難經過”。編輯時進行了刪節並對文字做了處理，大小標題亦重擬。）
《臺灣週刊》2003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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