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發佈長微博，首次就龍應臺作品“轉會”發表看法，措辭比較強烈，他用“不守遊戲規則”、“過河拆橋”、“決絕”等詞來形容曾經的合作夥伴龍應臺。

　　出版者和作者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口頭官司只是其中一部分，還有眾多鬧上法庭對簿公堂的，關於 “出版社欺詐”、“作家跳槽”等等新聞層出不窮，出版工程中的兩個關鍵主體，出版者和作家全都怨聲載道。

　　究竟是什麼讓出版社和作家之間紛爭不斷？著名學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興國説：“有什麼樣的觀念就有什麼樣的文化，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法律，有什麼樣的法律就有什麼樣的人，權責關係的不明確。法律保護的不細緻和不到位，造就了急功近利的處事態度，而急功近利的態度，必然決定了利益才是影響社會關係的關鍵”。

　　綿延亙古的問題

　　利益糾紛、版權糾葛，作家頻頻跳槽，出版社屢屢侵權，各種負面的新聞出現在出版者和作家之間，這個出版鏈條中最基礎的兩個環節，他們之間的關係出現了太多不應該出現的糾結和錯亂。

　　作家們罵出版社瞞騙欺詐，侵害作者利益，出版社罵作家見利忘義，出了名就跳槽。雙方各説各話，各有各理，其實歸根到底還是權責的問題，李興國説：“出版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而版權則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眾多糾紛之中，版權問題最多。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也是現實性的問題。從歷史而言，中國是一個沒有版權傳統的國家，古人説四海之內皆兄弟，説大公無私，一個人寫文章也好，寫書也好，寫出來自然就應該共用，不應該以此謀利，倘若賣錢，往往就會被認為勢利，連帶著連人品也會被否定。現代社會中，雖然已經有了《著作權法》、《專利法》等等保護創作者權益的法律，但是傳統的意識依舊還影響著人們”。

　　從計劃經濟時代延續而來的出版社，有類似觀念的並非不存在，李興國説：“似乎作者要談權利、講利益，就是不願為社會做貢獻。這導致雖然我們已經有了相關的法律，也一直在講依法治國，但是還是有許多出版社不願意履行責任，不願意依法出版，而作者本身，則往往不會保護、或者難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作者一稿多投，出版社隱瞞印數等等報道，使得出版社和作者之間的複雜而又尷尬的矛盾暴露在人們的面前，李興國説：“還是有法不依，即便有出版社原因依法合作，但他們擬訂的合同，往往會有大量的霸王條款，全都是有利於出版社一方的，對作者的權益卻極少保護。問題是，作者往往只能簽這種合同，要不然作品就很難得到出版的機會。面對這種侵害權益的現象，維權將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而且即便維權成功，但整個環境如此，成功的代價太高了，因為這意味著以後可能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個作家的書了”。

　　長合約有無可能？

　　不久前，一篇名為《我們從英國出版學到什麼》的文章，曾引起很多關注和討論，文章中“長期合約”、“專業運營”等概念，對於國內的出版業來説，不無借鑒之處。

　　然而，問題在於，不論是長期合約也好，還是專業運營也罷，想要實現，卻都困難重重。有評論者指出，長期合約在國內很難實現，原因在於作者根本不敢簽，因為簽約對於作者意味著束縛，而對於出版社來説卻意味著長期的權利，可以隨心所欲，一個新人作者，或許會被一紙長合約毀掉，“誰能保證，出版社簽約後會不會繼續為這個作者投資呢？”李興國説：“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以現在的狀況來看，出版者對於作者來説毫無疑問是強勢的，比如説簽訂了合同，作者不按時交稿是不可能的，但是交稿之後，幾年不出版的事情都有。作者的權益如何保證呢？”

　　服務同樣是出版社的軟肋之一，“簽約的時候是一張臉，簽約後是另一張臉，付錢時又是一張臉。”這是許多作者對於出版者的抱怨。而另一面，出版者也抱怨作者見利忘義，誰給錢多就找誰等等。

　　對此，李興國説：“凡是糾纏不清者，都一定有問題。而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很多時候還得追溯到法律的層面，法律不細緻，法律不能適應新的現象，就會出現各説各理，爭論不休的問題。法律不細，就要靠解釋，解釋不清，就加上道德批判，最終相互攻訐，誰也不服誰，誰都認為對方錯了，自己吃虧了。其實這些人未必是壞人，但不是壞人，並不意味著不會出現壞事，任何事情都需要合理的規矩，規矩不到，親兄弟都可能翻臉，更不用説合作者了。所以，就會每每出現剛合作時一團蜜糖一般，到後來卻各自成仇”。

　　作者不敢輕易相信出版社，出版社也不敢輕易投資給作者，兩廂攻訐的結果，是兩頭都怕，兩邊都怨，這不是出版社的錯，更不是作者的錯，李興國説：“根本還在於依法治國，在於法律完善和更新，使得法律真正能夠保護各方的合法利益，才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

　　短期利益毀掉出版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出版從來都是百年樹人的事業，也是圖謀長久的生意，但恰恰我們當前的出版，充滿了各種短期的行為，短期合同、短期創作、短期出版……

　　這不是一個有數百年曆史、有完善的運作機制的行業所應該有的狀態，李興國説：“比如説美國，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關於智慧財産權的，這使它成為了一個出版大國，世界上70%的文化産品，都是他們生産的，在美國，寫一部小説可以賺3億美元，當然就會有很多人願意去寫，很多出版社願意認真地去經營書籍，經營自己的品牌。反過來説，我們出一部暢銷書，沒幾天就會盜版成風，作者得不到收益，出版者也得不到，問題出在哪兒？還是在法律的問題上”。

　　盜版只是法律問題之一，李興國説：“一個好的出版産業環境中，作者會相信那些有信用的出版社，願意把自己作品託付給它，甚至是未來的作品，而出版社也願意花錢去培養一個作家，使它從籍籍無名，變成名震天下。這種良心的迴圈，會使得所有人都得利，使得整個産業蓬勃向上。但是問題在於，培養這樣的迴圈，需要一個好的環境，使人們對於未來有所期待，同時更要使未來的利益能夠有所保障”。

　　無法期待未來的局面之下，必然會引發大量的短期行為，李興國説：“現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太多急功近利的行為，不僅出版業如此，其他領域也是如此。比如用工單位，都找現成的，不願意培養人才，為什麼呢？因為培養出來他就跳槽了。員工呢，也願意找那些大公司，不願意和小公司一起打拼成長，原因一樣，公司成長了，員工可能就被解雇了。所以現在的局面是，大家都不願意種樹，卻都想摘果子，結果樹越來越少，果子自然也就越來越少了”。

　　百年的事業要用百年的心態去做，但浮躁的時代，更多時候人們只爭朝夕，只願意爭取眼前的利益，並非沒有長遠的眼光，而是沒有長遠的信心。

　　觀念決定文化

　　金錢買來的合作，必將因金錢而失去，短期的利益追逐，也必將在短期內結束。所以，給社會、給人們一個更加長遠的信心，無疑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解決根本的途徑。

　　李興國説：“這個根本，還是要放在對智慧財産權的保護上，還是要追到法律的層面，依法治國，推動智慧財産權相關法律的完善和進步。我們處在轉型時代，法律難免會不完備，難免會跟不上時代，所以，要積極推動法律的進步，推動人們法律意識的樹立”。

　　儘管出版業的出現已經數百年，但事實上，對於我們來説，出版市場的形成時間還很短，特別是在這個整個社會都在轉型的時代更是如此。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難免出現，但應該加以重視和警惕，因為它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李興國説：“法律有漏洞，就會有人鑽漏洞，法律有跟不上的地方，就會有混亂的利益誕生，所以對我們來説，最重要的就是要盡可能地彌補漏洞，跟上社會發展，以此來縮短磨合期，降低成長的代價”。

　　好的法律會造就好的社會環境，李興國説：“首先是觀念要跟上，法律意識要建立起來，整個社會都應該有保護智慧財産權的意識，不能説今天為了短期的一點兒錢，把法律破壞了，把文化生産的環境破壞了，那麼以後賺什麼呢？以後怎麼辦呢？誰還願意寫？誰還願意出版？其實是文化，好的觀念和意識，會造就好的文化生態，世界上那些文化大國、出版大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出版業的生態只是文化生態的一部分，而文化生態又是社會生態的一部分。最終，好的社會生態，需要好的法律去維護。”

　　唯有種樹，才能得果，李興國説：“所以要創造一種人人都願意去種樹的環境，只有這樣，果子才會越來越多。假如都不想種樹，哪來的果子呢？”

　　北京晨報記者 周懷宗

　　李興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