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時至今日，張愛玲早已成為一門學問，而要論張愛玲研究最重要的著作，臺灣學者高全之的《張愛玲學》不得不提。最近，《張愛玲學》的大陸版終於出版了。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論張愛玲政治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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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家早已注意到張愛玲未曾否定共産黨。在小説文本以外，以旁證支援這種看法，司馬新訪談張愛玲繼女霏絲女士（賴雅首任妻子的女兒）的記錄，最值得一提：

　　……霏絲女士道，在六十年代初，她曾問張愛玲對一九四九年後的“新中國”有何看法，張愛玲並未作直接回答，而是説：“對一個女人來説，沒有一個社會比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還要壞。”這當然並非表示她擁護共産主義，但證明她對新中國看法很是複雜，並不僅是“反共”而已。到今天還有少數文評人，稱她為“反共作家”，好像她專門寫政治小説，不足觀矣。

　　在小説文本之內求證，自然更具説服力。我們在《大我與小我—〈十八春〉、〈半生緣〉的比對與定位》曾指出《十八春》描繪了國家大我振奮與提升個人小我，而對當時的中國新政權做了肯定。我們在《〈小艾〉的無産階級文學實驗》曾引陳子善的意見，説它可能是作者對新中國短暫的、善意的肯定。本文第四節提到張愛玲以人類通性作為共産黨員革命經驗合理化的依歸；嘗試了解共産黨員，也是不全面否定共産黨的一種證明。我們可以在被標簽為政治小説的《秧歌》裏另舉三個例子，説明張愛玲的態度頗為複雜。

　　其一，作者從未質疑土改的原始目的—重新分配農地以及財富。《小艾》提到貧農金福滿懷希望返鄉，因為土改會分他田地。《秧歌》描寫土改時候把地主的傢具與日用器具硬性分給農民。金根分到紅木雕花大鏡。平常膽怯的金有嫂一提起那面鏡子，竟興奮過度與婆婆譚大娘搶著發言，次日與月香私談還唸唸不忘盡誇不止。她的過度反應顯然暗示了土改前農村貧富懸殊。月香返鄉當晚，金根從箱底取出地契，兩人仔細研究，金根説：

　　這田是我們自己的田了，眼前的日子過得苦些，那是因為打戰，等戰打完了就好了。苦是一時的事，田是總在那兒的。

　　月香當時“非常快樂”，對“幸福的未來”覺得有“無限的耐心”。可見作者反對土改的激烈方式，可是肯定了農地與財富重新分配的需要。

　　其二，作者並不忽視當時中國抗美援朝的官方的説辭。《秧歌》借由幹部發動農民做軍鞋的一段話，反映當時中國擔心美軍借道朝鮮半島打入中國大陸：

　　……我們的戰士穿著這鞋要走上幾千里地，到朝鮮去打美國鬼子。要不是虧了我們的志願軍在朝鮮擋住了他們，美帝早打到我們這裡來了！

　　我們無法考證張愛玲寫《秧歌》時候是否擁有這些歷史知識，但是從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譯寫過程裏，她確實曾經決定放棄質疑，改為尊重以中國為本位的戰略思考方式。

　　《秧歌》沒有全面否定中國共産黨的第三個證明，是新四軍的軍紀。《秧歌》寫王霖、沙明憑著一腔報國熱忱參加新四軍，作者原本就毫無譏諷之意。王霖的部隊半夜奉命撤離鄉村，共産黨士兵徹底執行“不取民間一針一線”的口號，即刻挨家挨戶歸還借用的物件。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向村婦致謝時説：

　　“我們現在走了。不過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説，“我們要回來的。”

　　這種軍敬民的美德令人稱羨，足以收錄于任何國家部隊訓練操典裏，視為行為準則。只知鞭打共産黨的作家，不可能寫出如此的情節。

2

　　張愛玲小説涉及漢奸問題，始於《十八春》。由於她借此課題批判國民黨，所有漢奸筆墨在改寫為《半生緣》過程裏全部刪除。兩起漢奸情節都質疑漢奸的基本定義，以及政府處理漢奸事件過度嚴苛。第十五章提到顧太太在六安城的經驗：

　　……日本兵進城的時候，照例有一番姦淫擄掠，幸而她小叔顧希堯家裏只有老夫婦兩個，而且也沒有什麼積蓄，所以並沒有受多大損失。但是在第三天上，日本人指定了地方上十個紳士出來維持治安，顧希堯因為從前在教育局做過一任科員，名單內也有他。其餘都是些有名望的鄉紳，其實也就是地頭蛇一流的人物，靠剝削人民起家的，這些人本來沒有什麼國家思想，但是有錢的人大都怕事，誰願意出面替日本人做事，日本人萬一走了，他們在這地方卻是根深蒂固，跑不了的。當然在刺刀尖下，也是沒有辦法。不想這維持會成立了沒有兩天，國民黨軍隊倒又反攻過來了，小城的居民再度經歷到圍城中的恐怖。六安一共只淪陷了十天，就又收復了。國民黨軍隊一進城，就把那十個紳士都槍斃了。

　　顯然作者同情被迫擔任偽官，慘遭槍斃的那些鄉紳。十六、十七兩章兩度提到慕瑾蒙冤為漢奸被捕，太太受拷打慘死。此情節再度強調漢奸罪名濫施。作者不平則鳴，也有史實根據。南方朔説得好：“用忠奸之辨來禁錮他人或懲罰他人，是一種歷史上的過度殘酷。讀國民黨歷史，最讓人不能忍受的，就是‘藍衣社’和各種特殊行刑隊在淪陷區的誅殺‘漢奸’，甚至許多民間商界人士也都無法倖免。派人暗殺侵略中國的日本軍人，或許合乎戰爭規則，但連只不過為了身家性命或虛榮的商人也被當成漢奸，未免太過不仁。”

　　《十八春》之後，《小艾》服膺外在的文學教條，簡單化問題以免犯政治錯誤，就只敢刻意矮化漢奸。

　　張愛玲離開大陸以後的小説《色，戒》（一九七八）重訪這個課題，就嘗試從漢奸易先生的立場去合理化他自己的行徑。這種小説方法引起誤解與臆測，作者特別寫《羊毛出在羊身上》，以及在《惘然記》（《惘然記》自序）與《續集》自序數度澄清。揣摩反面人物的內心，描繪他自以為是的思維與情緒，就是在政治信念之外—不論作者是否認可這些政治信念—留意到人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惘然記》這段話：

　　對敵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過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因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導向原宥，了解這種人也更可能導向鄙夷。缺乏了解，才會把罪惡神化，成為與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偉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撒旦教派”、“黑彌撒”還有它的魅力。

　　沿用“敵人”、“鄙夷”的字眼來描述漢奸，可見作者不圖為漢奸翻案洗清罪名。然而她確實肯定了由了解而導致原諒的可能性。她從反面人物的立場觀照世事，或是提到反面人物的人性弱點，都清楚知道設身處地或軟心腸可以通達饒恕與同情的大道。她不介意允許那項轉折的萌機。這是張愛玲小説涉及政治而能超越政治的諸多原因之一。

　　對習于漢賊不兩立思維習慣的讀者而言，這種心存慈悲的姿態自是大逆不道。身臨沙場的士兵必須具有高昂的敵我對立的士氣，不然如何打勝仗？親受八年抗戰摧殘的中國人往往一生無法寬恕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熟悉歷史掌故的遊客，面對岳飛墳前跪立的秦檜夫婦雕像，仍然吐口水、打耳光。張愛玲沒有説這些昂奮的敵意是錯的。二元論的敵我意識形態在個人、群體以及國家的競爭或戰爭裏，往往是必要的。但是歷史經驗證明，未來的人類戰爭裏仍然會有降臣降將。那種必要的戰鬥意識無法波及每一個人，因為人性裏有那普遍存在的軟弱與貪生。

　　我們不必把這種情愫完全歸因于她和（親日漢奸）胡蘭成的特殊婚姻關係。當然那份情緣並非毫無關聯。張愛玲在上海淪陷時期直接間接耳聞目睹的漢奸，當不止胡蘭成一人。比如説，周作人與她同時期在上海《亦報》發表文章。在《小艾》出土的年代（一九八七），大陸學者就曾為周作人在日偽政權任職之舊事而重新評估討論。所以張愛玲的漢奸關切必然是超越私人情結的。

《張愛玲學》，高全之/著，漓江出版社 201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