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10年逝去，《長征》激情如昨

　　王樹增在上海書展上簽售《長征》，備受讀者歡迎。

　　▲《長征》修訂版。

　　本報記者 路艷霞

　　數萬大軍，一路的翻山越嶺，一路的流血犧牲，一路的迷茫與困惑，一路的絕望與期望，一路的疾病與饑餓，一路的生與死。這在人類遷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軍旅作家王樹增以筆為旗，記述了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壯舉，《長征》也是迄今最為全面、生動、動情的長征紀實作品。

　　2006年10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了一個長征圖書展，當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腳印把《長征》這部新書帶到會場時，當即就傻眼了：370多種長征題材的書一片火紅，全是精裝大開本，只有《長征》開本小小的，樣子也很簡樸。

　　10年過去了，當年威武出場的長征圖書早已不見了蹤影，而《長征》每年都有四五萬冊的銷量，至今總銷量已逾50萬冊。就在上月底的上海書展上，該書修訂版首發並舉行簽售會時，王樹增成為書展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等待簽售的讀者隊伍排成了長龍。

　　16年前放棄寫小説

　　試圖還原紅軍創造的歷史

　　16年前的夏夜，王樹增的夫人王瑛突然問他：“為什麼長征能夠影響人類的文明進程？”王樹增愣了一下。王瑛拿出她剛讀完的《人類1000年》，王樹增翻看著這本書中對長征的評述，中國有三件大事入選：一是火藥武器的發明，二是成吉思汗帝國，第三件事就是長征。“那個夏夜，我們就世界何以這樣評述中國的長征討論甚久。那個夜晚，就是我寫作《長征》的開始。”王樹增回憶説。

　　正是那個夜晚，王樹增多年的思考積累，和長征發生了自然而然的“焊接”。

　　改革開放初期，王樹增還在廣州軍區，窗外霓虹燈閃爍，他每天要將窗簾拉得嚴嚴實實才能尋得片刻安寧。那時興起全民經商的熱潮，社會宣揚誰掙了錢誰就是英雄好漢，但王樹增想，“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是這樣吧。”他有一個質樸的理論，衡量人生，衡量社會，還得靠兩輪驅動，一個是物質發展的輪子，一個是精神發展的輪子，如果是獨輪車推著走，一個小坑、一個小石頭就會翻車。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他發覺持續多年的虛構寫作無法再繼續下去了。1990年他在《花城》發表最後一篇小説《禁止憂鬱》後，就從此“失聯”了，“作家朱蘇進説我好像民航飛機飛著飛著突然就找不到了。”

　　那些年，王樹增一直在想，中國有自己的文化積累，有自己的社會心理，這是幾千年形成的。“我是軍人，我僅從軍人角度來説，如果能找到支撐我們精神力量的東西，只有從一個方向尋找——從我們本民族的奮鬥史中尋找。”就在那個夏夜，他知道他終於尋找到了。隨後的日子裏，他的努力方向也逐漸變得明晰起來，“我想試圖用文字將中國工農紅軍所創造的歷史，從對人類文明進程産生重要影響的角度，還原給今天的中國讀者，也還原給我自己。”

　　腳印清楚記得，那年王瑛約她在惠新西橋的一個亭子間見過一面，詳談了王樹增的寫作動機。腳印明白了，王樹增想站在全新的角度講一遍這個浩瀚的故事，因為還沒有人從文學的角度全面記述過長征。“這是王樹增的雄心，也是他的野心。”

　　15年前重訪長征路

　　尋找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我不是博物館的人，也不是檔案館的人。”王樹增回憶，儘管當年為數不多的老紅軍並不能提供當時的很多細節，但他還是會抓住任何一個機會去採訪，而且一定要實地走長征路，因為他看重的是精神上的感染。“我是想點燃自己的激情，精神的感染對史學家不重要，但對作家至關重要。”

　　15年前，王樹增靠破吉普車走完了長征最艱苦的大草地，有的時候路不通，就用雙腳走。“但我羞于説這個，和當年的紅軍怎麼比，我們算什麼，真的是微不足道。”

　　紅軍師長陳樹湘埋在湖南道縣，王樹增到他的墓前去過。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在湘江戰役中擔負後衛任務，當中央紅軍主力渡過湘江後，第三十四師陷入國民黨軍各路部隊的重圍。拼死突圍時，全師官兵大部分陣亡，陳樹湘因負傷被俘。在湘軍用擔架抬著他押往長沙時，他在擔架上撕開腹部傷口掏出腸子扯斷了。湘軍軍閥何鍵將陳樹湘的頭顱砍下來，挂在他出生的長沙瓦屋街的城門上。城門早已不在，多年前就變成了一個市場，王樹增就在那個市場轉了又轉，“這種感受對我是巨大的衝擊，我是在尋找作家的情感依託。”

　　當年紅軍健在者已經很少，王樹增還是想方設法採訪了上百位老紅軍。在松潘草地一帶，王樹增碰到當年負傷後被留在這裡的一位老紅軍。老人家的牙都沒了，意識有點兒混亂，就在回首往事那一瞬間，他仰著頭，快活地唱起了長征時的歌曲，唱的是“哥哥妹妹”。很難想像，長征途中吃了上頓沒下頓，隨時面臨犧牲，對他而言卻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那一瞬間，真是讓我眼含熱淚。”王樹增説，我們前輩那代人的精神世界，值得我們去探索，這種精神探索也是自己寫作的主軸，他要寫那一代人的心靈史。事實上，該書面世後，評論家稱讚：該書是首次把長征作為人類精神事件來書寫。

　　6年時間創作《長征》

　　家裏曾變成長征“作戰室”

　　“只要是書中出現的事件、人物，哪怕這個人在書中只出現了一瞬間，也必須是真實的，必須是有案可查的，不允許虛構。這是一個很苦的活兒。”王樹增回首當年的寫作，如此説道。

　　王樹增花費6年時間完成了《長征》。為了寫《長征》，他翻閱了數千萬字的資料，僅筆記就做了240余萬字。夫人王瑛説，當年家裏幾乎成了“長征”作戰室，墻上、地上鋪滿了地圖。但王樹增不願意提及這些過往，他説這都是作家該做的。

　　長征史料的缺少是王樹增面臨的最大困難。王樹增統計過，紅軍在長征中平均每天急行軍五十公里以上，平均三天遭遇一次激烈而殘酷的大戰，平均每走出兩百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因此一路不可能留有對史實的詳細記錄。“這也是關於長征少有原創性紀實作品的重要原因。”

　　好在王樹增通過軍事科學院和後來成立的紅軍各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尋找到了一批珍貴電報。“我在《長征》中摘引的都是對歷史走向産生了重要影響的電報，這些能夠充分還原歷史原貌的電報，應該是普通讀者很難看到的。” 他認為，紅軍的原始電報涉及軍事行動、政治紛爭，甚至可以説涉及中國的未來命運，是對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何以發生、變化的最好註釋。

　　國民黨通過飛機散發的傳單也納入了王樹增的寫作視野。比如長征初期，抓到朱德、毛澤東即懸賞十萬大洋的傳單，在檔案館裏可以尋找到，從當年的《申報》上也能查到消息。王樹增至今都覺得意味多多，因為這份傳單壓根兒就沒提當時黨內主要負責人博古，“我想，這份傳單擱在政治局會議上，是很尷尬的。”

　　“歷史不是由某一個精英來創造，我希望傳達這樣的理念。”但王樹增發現，留存在世的普通紅軍將士的史料更是十分匱乏。他讀遍了當時已出版的相關回憶錄，一點點尋找著普通戰士的蛛絲馬跡，“在李先念長達52萬字的回憶錄中，我只用了一個細節，因為我認為這一細節可以告訴今天的讀者，紅軍是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年輕的紅軍戰士是什麼樣的人。”

　　這個細節，王樹增至今記憶尤深。紅四方面軍在絨壩岔舉行完閱兵式後，第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在回甘孜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藏民騎著匹黃馬跑得飛快，李先念趕上去問他這匹馬換不換，藏民説要兩匹小母馬，李先念就把藏民帶回軍部讓他挑。李先念把那匹黃馬給了軍司號長，因為他發現這個18歲的小戰士行軍總是掉隊。李先念原以為他不會騎馬，誰知小戰士著急地説:“我會騎！可我的馬光走不跑！”

　　“那些戰士年輕得令人心疼。”王樹增提起這些細節，和多年前一樣，依然激動不已。

　　今昔之感

　　修訂版補充大量紅軍戰鬥細節

　　“長征不是那麼浪漫的事情，現在有的電視劇中，紅軍戰士們穿得乾乾淨淨，唱著歌，高舉著紅旗就上路了，那是旅遊，不是突圍。”王樹增説。這10年來，他在創作之餘把長征路上的要點斷斷續續又走了多次。《長征》最新修訂版增補萬餘字，總計70萬字左右。為了此次修訂，王樹增前後花了1年多的時間。

　　為了增進讀者對長征的理解，修訂版依據近十年間新問世的將帥回憶錄，添加了大量戰場戰鬥的細節補充。比如書中講到紅軍第六軍團擊潰黔軍的阻擊進入貴州後，軍團長蕭克驚喜地發現，紅軍得到了一張一平方米大的地圖，而此前，這位紅軍指揮員使用的地圖是從中學課本上撕下來的。王樹增在修訂版中增補了一句話，講述紅軍沒有拿到地圖前的窘迫：“以致部隊每到一處必須要找嚮導，貴州東北部山高谷深，道路狹窄，河流縱橫，嚮導往往對五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修訂版還增加了8幅珍貴的長征作戰地圖，包括《一渡赤水河要圖》《二渡赤水河要圖》《三渡赤水河要圖》《四渡赤水河、南渡烏江要圖》《進軍雲南、巧渡金沙江要圖》《強渡嘉陵江經過要圖》《包座戰鬥經過要圖》《山城堡戰役經過要圖》。此前就有讀者寫信或發郵件告訴出版社，希望能在書裏插入地圖，為這段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畏艱難險阻的遠征補充一些生動的可視化注腳。

　　在《長征》的校對本上，幾乎每一頁都有批註和修改的痕跡。王樹增説：“永遠在未完成的路上，一直處於再創作狀態。”在他眼裏，今天紀念長征的目的，強調的是一種永不言敗的精神，這也是長征的當代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