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夏衍將“清代詞人納蘭性德手卷”捐贈給上博，在文化界傳為美談。圖為納蘭性德手卷　(局部)。本報記者　葉辰亮攝

　　日前，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夏衍“自述文字系列”中的　《春秋逝去的賢者:夏衍書信》，新增了夏衍10封首次集結公開出版的信札，其中既反映了夏衍當年捐贈自己收藏的珍貴書畫文物和郵品的想法、心境，又展現出他與當時文化界同行和友人的往來情況。

　　昨天，夏衍孫女沈蕓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講述了這些信件背後的故事。她説，“集之不易，不能分散”一直是夏衍先生的收藏理念。“我祖父一輩子被家國情懷所縈繞，令他將個人珍藏視為‘身外之物，為藏品指出‘送請國家保存，的歸宿。”

　　捐贈藏品“一不要發獎金，二不要給獎狀”

　　2014年浙江博物館舉行“沈氏曾藏———夏衍先生捐獻書畫珍品展”，2015年“方寸寄懷———夏衍舊藏珍郵展”在上海博物館亮相。展覽上，人們流連于難得一見的清代“大小龍”郵票、“紅印花”郵票、“揚州八怪”、齊白石作品等珍貴藏品，殊不知夏衍早已為這些寶貝盤算好了各自的歸宿。

　　“書畫文物捐給浙江，把郵票藏品捐給上海，也有一定意義。因為我出生在杭州，成長在上海，青壯年時代，都在上海，上海是我第二故鄉，上海在集郵和鑒賞郵品上，是全國之冠。我集郵不多，但大多得之於上海。浙江書畫的淵源深厚，浙派畫家，明清時代是集大成的。”記者在此次出版的夏衍信札中看到，1991年11月8日、12月7日，91歲的夏衍兩度致信浙江戲劇家沈祖安，夏衍在信中言辭懇切，對自己的捐贈做了細緻分析與交代。

　　夏衍在信中説，“一不要發獎金，二不要給獎狀”是他的宿願，“此等身外之物，送請國家保存，比留給子女好些”。“至於回報，我一概不要，這是再三説明瞭的。務必請你轉告有關方面領導，不必搞捐獻儀式活動，也不要獎金。日後發個消息，説我已捐獻了，省得日後再有人來打擾我。”他坦言，“獻出之後，就算了卻一場心事”，“除了個人愛好之外，也有一點怕文物流失到外國的意思。和我同時跑琉璃廠的人，如田家英、鄧拓、李初梨等，都有這種想法。”

　　夏衍孫女沈蕓告訴記者，1955年夏衍到文化部赴任後，正式開始收藏之路，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捐贈成為祖父晚年常常挂在口邊的關鍵詞。1980年代末，夏衍將“清代詞人納蘭性德手卷”捐贈給上博，在文化界傳為美談;1989年，夏衍又將他收藏的一批珍貴書畫捐贈給浙江省博物館，其中“揚州八怪”、齊白石珍品尤顯珍貴;1991年夏衍將他所藏的233件珍貴郵票捐贈給上博;2009年，夏衍長女將父親留下的7539件郵品再次捐贈給上博。沈蕓説:“我祖父一輩子都被家國情懷所縈繞，歷經磨難而不悔，一生只為興趣追索，懂物惜物，風雅自樂，但在國家大義面前，情懷慷慨，奉我全部。”

　　以“清代詞人納蘭性德手卷”為例，1989年4月25日，夏衍致信上海文物界領導方行，表達了捐贈意願:“我收藏的納蘭性德書簡卷，打算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因此公書簡，除我的二十幾通外，國內只有‘上博，尚有數通也。現在正請啟功先生書跋，還有幾位收藏家想看看，所以請先和‘上博，聯繫一下，如他們願意接收，大抵下半年請他們直接和我聯繫。這是海內孤本，還是讓國家保護為好也。”當年，上海派了兩位專家去交接，手卷正式入藏上博。

　　在沈蕓看來，上海是與祖父一生聯繫緊密的地方，在他心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毫不遜色于故鄉杭州和後來的常住地北京”。她説，夏衍有著濃厚的上海情結，“晚年每天要讀3份上海的報紙，他關心這裡發生的一切，甚至一場颱風過後，他也擔心街上的梧桐樹有沒有被刮倒”。

　　曾贈蕭珊“夜明珠”，與同行切磋劇本

　　此次新增的10封信件中，還能看到夏衍與當時文化界同行和友人的往來情況。1962年2月27日，夏衍給巴金夫人蕭珊寫了一封短信:“老巴囑帶的小電池，及您要的紀念品，均托我團工作人員黃金祺同志帶上，乞檢納。那串珠子，係埃及特産，日裏不好看，一到夜裏，即閃閃發光，可以夜明珠名之。如日久光漸減，可于日光下曝之，或電燈照之，即復明，供一粲。”字裏行間流露出輕鬆愉快的心情。

　　而從夏衍與作家艾明之、電影評論家王世楨討論劇本的通信中，也能發現，夏衍對劇本立意、人物塑造、情節描寫的看法堪稱行家裏手。1955年3月4日，夏衍在信中囑託艾明之:“目前喜劇題材及青年題材均奇缺，希望你再研究一下，舞臺劇寫出來，然後改為電影本子。”同年3月11日，夏衍與王世楨商榷:“‘鄉，劇可取之處甚多，問題在於材料太瑣碎，不集中，把封建力量寫得太突出　(可能某些地區是真實，但不一定能成為全國的典型)———太強調了落後面，一方面固然可以顯出楊的特點來，但反過來也可以‘嚇倒，要到鄉村去的人。人物的描寫，不夠真實，許多地方的感情變化是表面的，反射的，不是從內心發出，而經過應有的形態表現出來的。”這些觀點如今看來仍有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