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天不寫作,沒法自我交代
現場讀者排長隊,嚴歌苓熱情簽名。
本報記者 路艷霞
作家嚴歌苓長篇小説《扶桑》從1995年發表至今整整20週年,其間引發無數高等院校文學專業人員的研究興趣,也俘獲了大量的文學愛好者。人民文學出版社近日重新出版了這部書寫19世紀北美華人移民浪潮的作品。昨天,《扶桑》的超級讀者、阿裏音樂董事長高曉松及書評人史航與嚴歌苓一起,在北大進行了一場“糟糕的歷史與優美的文學”的對話,以見證《扶桑》20週年紀念版的問世。
“現在再寫不會那麼憤怒”
《扶桑》當年的創作過程堪稱奇特,上世紀九十年代,嚴歌苓隻身涉過重洋,到美國苦讀寫作學,攻讀藝術碩士學位。其時她患上了抑鬱症,常常處於瘋狂的寫作狀態中,《扶桑》正寫于這個時候。
嚴歌苓回憶,她在1993年碰到了這個題材。那天她和丈夫約好一起吃晚飯,丈夫來晚了,她於是移步至餐廳旁邊的移民歷史陳列廳。她和一個穿著華貴、儀態雍容的女子不期而遇——當然後者是在圖片上。嚴歌苓一下子被震撼住了,有一個念頭清晰地冒了出來,這個女人身上有故事。而再細看圖片下的一行字,這位女子原來是19世紀中期舊金山淘金時代最有名的妓女。
嚴歌苓為這位女子著迷,她發動朋友、丈夫四處找書、找報紙,試圖尋找神秘女子的蛛絲馬跡。但結果她看了兩三年的書,共有幾十本,關於該女子的詳細過往,依舊沒有一點兒答案。嚴歌苓説,她最終通過閱讀獲取的最有價值的資訊不過一句話而已:當年陸陸續續被賣到舊金山的姑娘有3000人,和他們有關係的白人男性有2000人。“為什麼中國女孩對白人男孩如此有吸引力?”嚴歌苓這樣問自己。
她決定寫這個從未寫過的題材。這個時期的嚴歌苓獨處異國他鄉,作為一個東方人置身於西方世界中,是極度敏感而脆弱的。所有尖銳的疼痛投射在這部小説的主人公扶桑——一個半世紀前北美第一代華人移民身上,在嚴歌苓的筆下,扶桑不單單是一個作為侮辱與損害的形象,她與白人少年克裏斯和唐人街大佬大勇的關係,她的順從與選擇,她的退與進,都包含了太多的內涵。而在嚴歌苓看來,“面對救贖,扶桑內心一直有著潛臺詞:愛我吧,不要救我。”
嚴歌苓回憶説,她當年寫《扶桑》有一股氣,她因華人被屈辱對待而憤怒,她寫作的進度也出奇的快,每天會寫7000字。“如果現在再寫,不會那麼憤怒了。”她説。
“小説特別粗糲特別有肌肉”
身為嘉賓的高曉松,全程拿著一把扇子,扇子上的“曉松奇談”四個字很打眼。他直白地表達了對《扶桑》的喜愛,“我太愛這個東西了!” 事實上,高曉松多次在播放量達數億次的個人脫口秀節目《曉松奇談》裏談到《扶桑》,稱“這是一部偉大的小説”,讓他“熱淚盈眶”。
他説,特別喜歡扶桑內心的那一種光芒,尤其喜歡扶桑被修道院救了,她偶然看到自己做妓女時穿的紅裙子,穿上那條裙子,她覺得才是她自己,隨後她還是回到了唐人街。“這是一部特別粗糲、特別有肌肉的作品。”他分別拿法國名著《茶花女》、本屆奧斯卡提名影片《布魯克林》與《扶桑》相比,他認為跟扶桑相比,茶花女的處境沒有差到哪兒,而《布魯克林》的女主人公還能在漂亮餐桌前吃飯。“扶桑這個女孩受苦了,拍出來才是震撼人心的!”
高曉松告訴大家一個消息,他買下了《扶桑》音樂劇改編權,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從自己兜裏掏錢買作品改編權。“這是我自己賣藝的錢。”他信誓旦旦地説,這表明他對扶桑的感情,“以前沒有看到這樣的女性,她超級強,雖然她生活在最底層,但她不賣笑。”
但高曉松還是發出了哀嘆,“《扶桑》改得我很痛苦,經常寫完了特憂傷。”他説,音樂劇容量比電影還小,是個小小的奢侈品,要求人物簡單、衝突激烈,他曾苦思苦想怎麼開場,很不容易才找到突破口。
“寫作一直是在自討苦吃”
和《扶桑》相處的這些日子,也讓高曉松發現了自己和一位真正作家的鴻溝所在。“別看我長得糙,我一下筆,就充滿了小布爾喬亞的同情。”他感嘆道,“歌苓姐,心太狠了!”在高曉松眼裏,嚴歌苓寫扶桑真是往死裏寫,她決絕地面對筆下的角色。“而我覺得自己滿腹經綸,還沾沾自喜,這些素質都導致我不適合寫作。”高曉松説。
嚴歌苓則感嘆,其實她一直在自討苦吃。她回想起自己1971年來到部隊,最苦是到西藏演出,為了避寒戴兩層口罩,最後口罩像冰冷的鐵板一樣。那個時候大家爭著吃苦,發燒了還上臺跳舞,會被大家羨慕死了,“吃苦”在當時是個英雄概念。
“自討苦吃,一直到現在一天不吃點苦,跟自己沒法交代。”嚴歌苓説,為此她幾乎每天游泳2000米,趴在桌子前寫幾個小時,腰疼了就站著寫,甚至一直堅信,“不寫作不可愛,會對自己存在的價值懷疑。”她説,自己並不是一個自信的人,而是一個怯懦的人。
嚴歌苓還自曝,寫每一部作品都會有嚴重自我懷疑的階段。她提到寫作《扶桑》時的情景,她曾寫道:蒼蠅飛不動,天冷下來,扶桑覺得冷,覺得餓。“我想幹嘛,為什麼寫這段情景?”她痛苦地不斷問自己。
“一個這麼美的女人,不憐憫自己,不憐憫這個世界,也不憐憫她筆下的人物,我覺得這是成為偉大作家的素質。”高曉松的這番話,或許可以作為嚴歌苓幾十年寫作的總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