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蘇童接受新華社專訪。陳熹攝 新華網發

　　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７日新媒體專電(記者 張漫子 熊琳 陳熹)他擅用隱喻和有趣的“謎面”引導讀者揭開“謎底”，他是莫言口中對女性形象刻畫極具天分的“中國式福樓拜”，他的作品被稱為“讓你快樂卻笑不起來、辛酸卻哭不出來”的人性標本……

　　他是蘇童，早年憑藉《大紅燈籠高高挂》原著者的身份蜚聲海外，至今筆耕不輟：“史上角逐最激烈”的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前不久揭曉，他憑藉小説《黃雀記》折桂。在榮返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期間，蘇童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

　　談童年：“寫作是緬懷和追溯童年的一道目光”

　　托爾斯泰説，一個作家寫來寫去都要回到童年。

　　在蘇童的多數作品中，總能找到他的童年地圖。“我就是一個在蘇州城北街頭長大的孩子，那裏沒有香椿樹街，但我在寫作時腦子裏總會隱約浮現一條街道，以此街為藍本，承載我童年的記憶和想像。”

　　受當年尋根文學的影響，蘇童在自己的小説中隱約延續他同時代或先輩關於尋根的夢想。“我寫小説的使命不僅是尋根，更想打開自己的視野。”蘇童説。

　　不少作家在寫作時會提及童年時代。蘇童對童年的回憶充滿了文學色彩：“那個時代你沒接受過教育，你不知道什麼叫哲學，你不明白如何理解世界和人生。童年看世界的目光是純感官的，也因其純粹，會給你留下最真切的現實。因此，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説就是在緬懷和追溯童年的一道目光。”

　　談使命：“它是社會的一劑藥”

　　對不少作家來説，在稿酬收入難以維生的時代，責任和使命是選擇文學的首要因素。

　　作家的使命是什麼？在蘇童看來，嚴肅作家憑藉文字和寫作完成他對社會現實的最好參與，使之成為社會的一劑藥。作家的生活雖然是百姓生活，但特殊之處在於他還承擔寫作的角色，也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工程師”。

　　文學是精神的創造，不應忘卻的是對人類的溫情關懷和對真善美的關注。蘇童２０餘年來始終筆耕不輟，他的寫作生涯仿佛有一種定力支撐：“我對寫作還有期望，使命讓我想寫得更好。作家應以筆作為時代的參與者和擔當者，直達生活世相的內核。”

　　談創作：“好作品的標準是打動人心”

　　什麼是好的創作？“能夠打動人心。”蘇童説，“無論以何種方式讓你悲愴、辛酸、壓抑還是振奮，都是好的。”

　　直面現實的寫作，遠比那種個人狂歡式的寫作要勞神費心，需要作家兼具修養與學養、勇氣與思想。對於自詡現實主義作家的蘇童來説，與現實生活最理想的距離是“離地三公尺的飛翔”。

　　“首先我希望能飛，因為寫作姿態是飛，能俯瞰。但我不希望離地太遠，要保持注視，姿態是擁抱它的，但又不是那麼緊。”蘇童説。

　　因此，蘇童的創作一直與生活、社會、時代保持著既貼近又“若即若離”的聯繫，作品中含有豐富的想像、細膩的語言、飽滿的情感，充滿了懷舊氛圍與江南氣息。

　　無論是“零距離”，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都是作家指向現實的選擇與角度，“關鍵是要對現實保持巨大的熱情，並具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蘇童説。

　　談讀書：“讀書是一輩子受用的事”

　　“別指望讀書會給你漲工資、給你工作機會，或者有什麼看得見的效益。在人生某一階段，你會突然體會到它的作用，出其不意來到你的生活中。”蘇童認為，讀書不是短期效應，而是一輩子受用的事。不論作家還是百姓，書都是滋養和潤澤靈魂的良方。

　　而書的營養來自各個方面，優秀作家是喝百家奶長大的。蘇童自稱受益於現實主義小説福樓拜《包法利夫人》、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創作空間極為多姿多彩的福克納、小説寫得逼近哲學的卡夫卡以及面目多變的詹姆斯喬伊斯。

　　隨著閱讀媒介的多元化，紙質閱讀逐漸被電子媒介等方式所取代。“但我想，人到了一定年齡，會覺得閱讀還是要捧著一本書。”蘇童認為，書的厚度、紙張的潮濕感、拿在手上的質感，與冷冰冰的電子媒介相比很不一樣。

　　“尤其是一本舊書，也許流轉過十幾個人，每個人都在上面留有痕跡。這本書到你手上，上面有那麼多陌生的名字。這樣的紙質閱讀，本身就有故事、就很有趣。”蘇童説，“紙質閱讀的詩意不會消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