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0日，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莫言領取諾貝爾文學獎。

　　■ 李春燕

　　在每年揭曉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關該獎項的獲獎名單一直備受關注。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公佈之前，一條新聞引起了眾多讀者的目光：今年，中國有多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王安憶、章詒和、方方、賈平凹、閻連科、蘇童、阿來、張悅然、張一一。從成名已久的老作家到初露頭角的新生代，人數之眾，範圍之廣，遠超歷年。

　　在熱鬧之餘，也有不同聲音。在這份“提名名單”出爐後，作家方方通過媒體明確做出了回應。在媒體報道中，方方説，她也注意到網上相關消息，無論從諾獎評選程式看，還是她被提名的可能看，這都是不可能的，她對此只當個笑話看。

　　提名名單50年後才能解密

　　其實只要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過程稍作了解，就會明白，關於“提名”的事兒還真只能“當個笑話看”。

　　1895年，瑞典化學家、工程師諾貝爾在去世前一年立下遺囑。在遺囑中，他捐出三千一百萬瑞典克朗，並委託遺囑執行人進行安全可靠的投資；以這份資金成立一個基金會，每年將基金所産生的利息分成五等分，獎給在前一年度中為人類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獲獎人不論國籍，不管是不是來自斯堪的那維亞”。

　　具體到文學獎，諾貝爾特別指出要授予在文學領域創作出“朝向理想方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而這個獎由“斯德哥爾摩的學院”決定(遺囑原文是 the Academy in Stockholm)。有意思的是，當時還沒有這樣的學院，經過商討，“斯德哥爾摩的學院”被定為瑞典學院。

　　瑞典學院成立於1787 年，它本身就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學院。評定諾貝爾文學獎，是這個學院的新任務。瑞典學院有18位院士，院士又是終身制，去世後才能遞補。如何靠這18位“老翁”評出符合遺囑精神的作家？為此，他們為諾貝爾文學獎設計了一個週密的評選程式。

　　首先是提名人推薦作家名單，也就是所謂的“提名”。

　　並非任何人都有資格作為諾貝爾獎提名人，具有提名資格的是四組人：第一組是瑞典學院和其他相關學院、研究所和學會的成員；第二組是大學裏面的語言學和文學教授；第三組是曾經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第四組是在本國文學創作界有代表性的作家協會、筆會等的主席。同時，第一組和第二組所涉及的提名人(瑞典學院的院士除外)必須受到瑞典學院的邀請才能提名。

　　接下來是初選。每年的2月到5月，由3位到5位(目前是6位)院士組織一個諾貝爾委員會，從每年收到的二百份左右的申請(今年是259份，198位候選作家)中選出15至20人。5月底，這個名單還要縮短為4至5人，現在通常為5人。

　　之後，諾貝爾委員會會把最後選定的5位作家的入選作品發給瑞典學院的院士們，讓他們利用6月到8月漫長的暑期時光讀這5個人的作品。9月，院士們進行最後的討論，10月，投票並宣佈結果。

　　在這一系列過程中，有一項尤為重要。那就是，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和評選情況的保密期為50年，保密期屆滿後才會公佈提名名單等有關細節。目前，從諾貝爾獎官網上查詢，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名單只公佈到1964年。

　　這也意味著，在不排除相關人士主動“解密”的情況下，如果要核實新聞中提到的這些作家是否被提名，唯一的辦法是等50年之後通過諾貝爾獎官網公佈。由此可見，最近幾年諸多媒體提到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名單”，其真實性確實值得懷疑。這也無怪乎方方“只當個笑話看”。

　　不過，很多人會問，既然提名名單50年之後才能公佈，那為何國內外有不少媒體言之鑿鑿地説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陪跑”七年呢？這源於另一個名單：英國立博博彩公司開出的諾貝爾文學獎賠率榜。在這個榜單上，村上春樹連續幾年皆排名前列，但每次都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

　　2012年8月，立博公司的賠率榜上，村上春樹以1賠10的賠率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正是當年的諾獎得主——莫言，莫言當時的賠率是1賠12。

　　2015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公佈之前，立博最新的賠率榜上，村上春樹排在第二，排名第一的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這位白俄羅斯記者最終成為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為立博的博彩名單與最終的文學獎得主有極高的重合性，這或許也是有人將立博的博彩名單誤當作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名單的原因之一。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在國內媒體盛傳的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作家中，只有閻連科以1賠50的賠率位列賠率榜末尾，其他幾位作家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賠率榜上。

　　巴金和王蒙被提名有待證實

　　國內第一次“諾貝爾文學獎熱”發生在2000年，當時，國內媒體出現了許多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新聞。

　　先是在2000年2月，媒體報道臺灣作家李敖已正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審核小組通知，被提名為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稍後，又傳來“美國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提名委員會”宣佈提名巴金和王蒙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對於李敖被提名之説，從事後看，頗有商業炒作之嫌。原因有二，一是李敖當年正在推廣他的小説《北京法源寺》，二是諾貝爾委員會從來不會主動通知任何被提名者。

　　另外，關於巴金和王蒙被提名，則需要了解一下“美國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提名委員會”這個組織。它是旅美作家冰淩牽頭組織的“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的下設機構。在美國，組織社團是很容易的事，無論是“聯誼會”還是“委員會”都純屬個人行為，沒有任何官方背景。按照冰淩的講述，2000年，該委員會先提名了巴金，同時還把一封名為《提名巴金先生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邀請及致敬信》寄給了巴金的女兒李小林，但沒有得到當事人的回復。於是他們又提名王蒙參選，併為此召開了“聲勢浩大”的記者招待會。

　　這種高調的提名有違諾貝爾文學獎的保密原則，所以估計都是一些造勢行為。而且當時這個在美國的中國作家社團是否具備提名資格也是個問題。當然，據冰淩説，第二年他們接到了諾貝爾委員會的提名邀請，並在之後的3年連續提名王蒙，實際情況也只能等過了保密期之後才能見分曉了。

　　巴金是否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呢？不久前發現的一封信提供了新的線索。今年2月，《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題為《從一封珍貴的諾貝爾文學獎推薦信説起——兼談賈植芳的巴金研究》一文，文中披露了巴金研究專家、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在1989年1月20日寫給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一封推薦信，該信用中英文雙語寫成，前半部分是這樣寫的：

　　尊敬的先生們：

　　非常感謝你們給了我這次參與提名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寶貴機會。我堅持認為：如果巴金先生能夠成功獲得你們的關注和認可的話，那對我的國家和人民來説將是更大的榮耀。縱觀諾貝爾獎的九十年曆史，有著光輝的過去和充滿挑戰性的當下的(中國)文學被排除在這個今天最具聲望的獎項之外，是令人痛苦和非常不公正的。……這就使我更有義務去推薦巴金先生，終其一生，他都以無與倫比的真誠和忠實去追求人類的自由、和平和進步，這與諾貝爾遺囑的精神完全一致。

　　從信的內容和賈植芳教授的身份看，這次推薦完全符合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程式。按照諾貝爾獎提名保密50年的原則，這似乎是一封不能公開的信，但賈先生已于2008年駕鶴西去，後輩為了學術而公開也無可厚非。

　　這篇論文同時介紹了1989年1月23日賈植芳寫給友人的信，這封信披露了更多的資訊：

　　我為瑞典科學院推薦諾貝爾獎金人選，已將材料及信寄去了，我推選巴金，聽説官方推薦艾青……現附信寄去我致瑞典科學院原件影印本一份。您看看玩玩。英文原信，曉山口譯給您聽。

　　看來1989年可能不止一位中國作家進入諾獎的提名名單，但具體哪些機構或個人推薦了哪些中國作家，不出意外的話，也只有等到2039年才能真相大白了。

　　林語堂

　　胡適和林語堂確獲提名

　　根據諾貝爾獎官網已經公開的資料，第一個獲提名的中國作家是胡適，提名時間是1939年，提名他的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右圖)。赫定在1938年提名了賽珍珠，1940年赫定又提名林語堂(賽珍珠作為曾經的獲獎者也在同年提名林語堂，1950年賽珍珠再次提名林語堂)。由於目前能夠看到的官方材料只到1964年，除了已獲獎的莫言外，有據可查的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籍作家只有胡適和林語堂兩位。

　　除了以上幾位作家，這些年流傳很廣的説法是，老舍和沈從文曾入圍過諾貝爾文學獎最後5人名單。其中“老舍獲得諾貝爾獎”的説法更是撲朔迷離。

　　曾有傳言説，老舍在1968年被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最後5名候選人名單中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當時中國正是“文革”，各國謠傳老捨已經去世，瑞典就派駐華大使去尋訪老舍下落，後斷定老捨已經去世。由於諾貝爾獎不頒給已故之人，所以評選委員會決定在剩下的4人中重新進行評選，條件之一，最好是給一個東方人，結果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這一説法提到了兩個相關人士：一個是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另一個是蕭乾的夫人文潔若。但後來的資料表明，這兩個人與傳言中的説法有出入。這也使得老舍與諾貝爾獎的故事如同日本電影《羅生門》一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

　　“瑞典大使文化參贊”一説來自於日本學者藤井榮三郎，但藤井後來在給中國學者傅光明的信中澄清説，老舍與諾貝爾文學獎的事，並非在慶祝川端康成獲獎儀式上由瑞典駐日大使親口説出，藤井説的是：他從日本文藝雜誌看到，是日本國際筆會的一位作家從瑞典駐日本大使館的朋友的電話裏得知。

　　另一説法中，文潔若説是從挪威漢學家伊利莎白艾笛口中聽到的，但艾笛卻説從沒有跟蕭乾和文潔若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

　　還有一位重量級人物、瑞典學院唯一懂中文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先生的説法是，確實有幾位法國的漢學家提名老舍，但由於當時只有《駱駝祥子》和《離婚》被譯成英文，而且《駱駝祥子》還用一個幸福結局詆毀了小説的本意，所以不可能進入終審名單。馬悅然的説法也有問題，1966年前出版的老舍小説的英譯本，除了《駱駝祥子》和《離婚》，還有1951年翻譯出版的《四世同堂》縮寫本、1952年的《鼓書藝人》以及1964年的《貓城記》。

　　這些説法中最值得推敲之處，就在於老舍去世的消息是否不被外界所知。有資料表明，儘管當時中國處於“文革”中，但西方社會還是第一時間知道了老舍去世的消息，只是細節有出入。法國著名的老舍研究專家和作品翻譯家保爾巴迪(Paul Bady)就曾向中國學者介紹説，海外第一家發佈這個消息的是香港一家英文報紙《香港之星》(Hong kong star)，發佈時間是1966年10月1日。這家英文報紙的“快訊”欄目透露，《駱駝祥子》的作者受到紅衛兵的批鬥後，被他們從一棟建築物的窗戶摔下，並將現場偽裝成自殺。

　　不過更耐人尋味的是，假設老舍沒有去世，諾貝爾文學獎也授予了他，在當時的環境下，等待他的會是什麼命運呢？

　　沈從文與諾貝爾獎的故事相對簡單，關於他獲獎的消息幾乎全部來自瑞典漢學家馬悅然。馬悅然是沈從文的瑞典知音，他很早就喜歡沈從文的作品，但直到1987年，他的譯筆完全老到了才開始翻譯沈從文的作品。沈從文代表作在瑞典被翻譯和出版，也是當年瑞典文學界的盛事，那時馬悅然已經是瑞典學院的院士了。因為對沈從文的欽佩，馬悅然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在多個場合指出：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1987年，沈從文進入候選人終審名單；1988年沈從文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馬悅然還説，1988年如果沈從文不辭世，他將在10月獲得這項獎，中國就將誕生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過這種表述也只是馬悅然的個人言辭。沈從文最終沒能等到當年的投票結果産生，于1988年5月10日辭世了。因此，關於他是否差一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成為一個謎。

　　魯迅婉拒提名 “冷眼”看諾獎

　　進入21世紀，關於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的各種消息、故事層出不窮。與當前的熱鬧相比，將近一個世紀前，中國就有作家對這個獎持非常審慎的態度，他就是魯迅先生。魯迅委婉地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這是怎樣一回事？這還得説回到斯文赫定。提起樓蘭古國，不少人應該知道他。他就是發現樓蘭古國遺跡的瑞典探險家。1890年到1935年，赫定5次到中國探險，1905年他第三次出征的時候，已被選入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1912年和1913年他連續兩年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並於1913年入選瑞典學院院士。赫定終身未娶，他打趣地説：我已經和中國結婚了。

　　正是出於對中國的感情，1924年，他從北京寫信給瑞典漢學家高本漢，請他推薦一位合適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高本漢在回信中提到，可以請正在法國的一位北京大學的年輕教授劉半農，推薦一位優秀的中國作家。1927年9月，在北京大學教師魏建功的婚禮上，劉半農向臺靜農轉達了斯文赫定希望提名中國作家的意願，劉半農本人認為，魯迅是最合適的人選，後來就有了那封著名的魯迅寫給臺靜農的回信：

　　靜農兄：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 我感謝他的好意， 為我， 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諾貝爾賞金， 梁啟超自然不配， 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 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 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 格外優待從寬， 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 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 結果將很壞。

　　這封信寫于1927年9月，其時47歲的魯迅剛剛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教職，經歷著人生前所未有的徬徨。同月，他離開廣州到上海，之後，無論生活還是創作，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上海的9年，魯迅只完成了一本歷史小説《故事新編》，他把精力都投向了雜文創作。在“文學家”和文化戰士之間，他選擇了後者，因此當年魯迅坦然地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也是在情理之中。

　　對於當時中國文壇的估量和評價，魯迅也並沒有刻意貶低。1927年，茅盾還在“從牯嶺到東京”逃亡的路上，老舍還在英國教漢語，巴金剛剛啟程到法國留學，曹禺在讀中學，張愛玲7歲，蕭紅16歲，沈從文還在北大作旁聽生，剛剛起步10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確還是個孩子。

　　88年過去了，中國人不僅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甚至還獲得了一向不敢奢望的科學獎，但魯迅這封婉拒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信依然值得人們學習：其一是學習他對待諾貝爾文學獎不卑不亢的理性態度，二是像他一樣對自身、對中國文壇保持一種謙虛、冷靜的考量。正如魯迅所言，如果不沉下心來真正留意文學的發展與得失，只是一味關注諾貝爾獎提名或者獲得諾貝爾獎的新聞，除了增長國人的虛榮心外，還有什麼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