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實習生 吳啟東

　　為什麼“接地氣”這樣一個關於物理狀況的詞彙會被賦予某種價值理念？究竟什麼是“主流”？人們常常説的“敏感詞”究竟是怎樣的“敏感”？8月19日晚，梁文道攜新書《關鍵詞》做客廣州方所書店，以“知識分子與詞語的解讀”為主題做了一場演講，現場座無虛席，還有不少讀者站著聽完全場講座。

　　梁文道從詞語出發，探討語言背後的邏輯和價值觀。他認為，很多今天頻繁使用的語詞，背後被賦予了原本並不具有的價值觀和感情色彩，而這背後所蘊含的價值觀，久而久之被人們忽略了。“只有分析語言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感知和判斷，才能進一步追問，我們的語言如何才能突破現有的框架和牢籠。”

　　進一步追問語詞的額外意義

　　梁文道從20世紀大眾傳媒和集權社會的出現講起，進入20世紀後，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語言的使用、散佈、語言現象的流傳、腔調、文法，發生了大規模的改變，與此同時，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見到真正的現代集權是怎麼回事。以政府為例，一個是納粹，另一個是蘇聯。他認為，當時集權國家的出現很有可能是和大眾傳媒的普及齊頭並進的，甚至可以説，集權國家的建立與完成，是借助了大眾傳媒的力量。

　　梁文道説，事實上，20世紀就已有知識分子敏感地從語言的角度切入和理解大眾傳媒與國家政權的關係。他以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為例，在小説《1984》裏，奧威爾提到“新語言”，討論新語言的規則，“大家可能會認為奧威爾的經驗是在針對蘇聯和共産主義國家，但其實不是，他對新語言的觀察來自他之前在英國宣傳部門工作的經驗，他非常了解現代傳媒機構怎樣使用語言來完成語言意識形態的效果。”

　　梁文道説，從20世紀開端至今，一路以來有無數知識分子在討論政治和語言的關係，而中國開始這樣的討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作家們開始關注到“毛語言”，當時的先鋒小説家開始思考語言如何才能突破舊有的框架，當你做文學創作的時候，使用的是怎樣的語言？這種語言是不是有新的生命力？也是在1980年代，梁文道從香港來到大陸，他發現大家雖然都説普通話，但使用的語言卻非常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讓他感到困惑，至今仍無法完全清晰地解釋。

　　他拿“接地氣”這個詞為例。“我來廣州，基本沒在街上走過，住的酒店甚至可以直接走過來到方所書店。我這種情況常常會被人們批判，這是脫離人民群眾，是不接地氣。我不用任何社交工具，也會被認為是傲岸、清高，不接地氣。”他説，接地氣本身是個與價值判斷無關的字眼，可這個關於物理狀況的詞卻慢慢被賦予了某種價值理念。又比如“大多數”和“極少數”，“大多數本來指是單純的數量，但在現代漢語裏，它被賦予了價值，我們通常認為大多數就是好的，就是正面的，極少數肯定是壞的，所以我們説極少數暴恐分子、極少數犯罪分子，我們説大多數人民群眾。我不用社交媒體，就是違背了大多數人的時代潮流。”

　　最後，他説，只有分析語言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感知和判斷，才能進一步追問，我們的語言如何才能突破現有的框架和牢籠。

　　現在的書展辦得有點怪異

　　互動環節，有讀者問梁文道如何看待不同城市都在辦書展，剛參加完上海書展又來到南國書香節的他認為，現在我們的書展辦得有些怪異，它既不是專業性質的，也不是完全文藝的，有點像鬧鬨哄的市集，由此一來會犧牲掉很多方面的內容。“比如説北京圖書訂貨會，它和法蘭克福書展一樣，是專業性質的，而不是面朝普通大眾讀者的；又比如説紐約書展、倫敦書展，它是辦得非常文藝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很強的；但我們現在的書展不是這樣，它面向普通讀者，但辦得非常不專業。”

　　梁文道常常形容香港書展是年宵市場，“今年香港書展有一百萬人參加，如果真有這麼多人讀書，香港的出版業和書店肯定會非常蓬勃發展，但實際上並不是，生存狀態非常悽慘，這説明去書展的人平時從來不去書店。這就好比平常不種花、不插花的人，過年一定要去買花市買年花一樣。這樣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非常不適合讀書的氣氛，都是鬧鬨哄的場面。”

　　不過，梁文道也強調這並不是最大的問題，問題在於如何管理。他認為在人流秩序方面，香港書展做得比較好。“香港書展的活動一定是在專門的會議室，但我參加的上海書展和南國書香節，活動都在書展現場做。你站在中間講文學，旁邊可能是十個不同的出版社各自在打廣告喊大家過來買書，你在中間講得費力，讀者聽得也很費力。”

　　在梁文道看來，今天我們的文化活動並不缺乏專業人才的指導，但專業人士的意見是否被通過，是否起到主導作用，卻是完全未知的，這源於今天我們仍然處在官本位時代。“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官本位的，清朝也很官本位，清朝官員也很腐敗，但不一樣的是，現在卻可能是文化水準最讓人生疑的一代。古代官員也一樣到處題字，但區別是，以前的官員題字真好看。清朝的官員再腐敗，畢竟是科舉考試出身，從小寫毛筆字，有一定的文化水準積澱，就連魏忠賢的字都比現在“大老虎”們的字好看。到了今天，我們的某些官員有了更大的權力，但文化水準都不夠，但是他們卻可能在管文化。”他開玩笑説，也許有一天，有人拍拍腦袋説，不如在書展設個地方賣雲吞面吧，説不定就出現邊吃雲吞面邊看書的奇觀。

　　社交媒體

　　改變文風和思路

　　梁文道沒有微博，不用微信，也不上FACEBOOK，他説自己曾經都開過賬號，但最後都停了。“我會問我自己，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工具，我真的需要嗎？我是在怎樣的情形下使用這些社交網路賬號？是因為大家都在用所以我一定要用嗎？”

　　他説自己目睹了身邊太多朋友被社交媒體所改變，“當你習慣了在社交媒體上發言，你會受到很多誘惑，寫作也會隨之不知不覺地發生變化。這種誘惑來自於你能夠在網際網路上迅速看到讀者的反映，直接看到你的文字有多少讀者，於是你會不知不覺地寫大家喜歡看的東西。你的文風、文體、思路都在隨之發生變化，可是你自己並未察覺。”他説，現在看有些朋友的文章，每句話都像是一個標題，每句話都很有態度和情緒。“我甚至可以想像他在寫下這一句話的時候，心裏可能想的是，你看，我多聰明。”他不希望自己的思考和寫作被社交媒體所“綁架”，他更願意一個人待著，靜靜地看書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