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主辦的“新聞報道與國家利益—《斯諾登檔案》的啟示”專家研討會日前在京舉行。

　　由金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斯諾登檔案》一書不僅詳細記錄了斯諾登在整個泄密事件中的行動，而且描寫了《衛報》團隊報道該事件的過程、所做的取捨以及同政府所做的鬥爭。在《誰來監管泄密者》一書中，作者更通過美國政府歷史上重大的泄密案例和事件，探討了未授權資訊洩露背後的動機、代價、法律困境和解決之道。

　　2014年度美國普利策獎獲獎名單在紐約揭曉，《衛報》和《華盛頓郵報》因為報道“斯諾登事件”並列獲得公共服務獎。在陳述頒獎理由時，普利策獎評選委員會形容《衛報》“通過大膽的報道就安全和隱私問題激發了一場有關政府和公眾之間關係的辯論”；還表示《華盛頓郵報》“通過權威性和深入的報道，幫助公眾理解如何在國家安全的較大框架下看待洩露出的這些資訊”。這正是本次研討會的緣起。

　　有專家認為，如此重要的新聞大獎被頒發給了報道這類事件的兩家重要媒體，是否對新聞人以後報道相似事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搏取版面、吸引公眾眼球、加大發行量，甚或是為了獲獎，是否會有記者不充分權衡國家利益而公佈一些重要的機密事項？

　　“斯諾登應該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泄密事件，可以討論的事情很多。保密和公開的界限怎麼劃分？對國家安全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怎麼樣才是適度的保密和過度的保密，或者保密不足，等等，應該都有一個界限問題。”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陸紹陽教授指出，此前美國處理國家安全跟新聞自由是一種平衡原則即互不干涉，安全部門遵照間諜法或者其他安全法則行事，新聞傳播部門是按照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兩者之間最初的設計是井水不犯河水。後來實踐下來覺得這兩者無法調和，《誰來監管泄密者》一書的作者提出了一個理性選擇思路，或者説理性選擇理論。“我的理解，這個理論是建立在國家安全部門的最高領導跟媒體主管部門的領導做一個先導性的協調溝通機制，應該是理性選擇模式更恰當一點。這或許對中國如何處理兩者關係有一定啟示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喻國明認為，網際網路就是實現了互聯互通。從整個大趨勢角度來説是合作開放，這是網際網路給我們這個社會帶來的最大社會邏輯和行為邏輯。小到個人，大至國家，都要有一個開放的過程，而不是把它封閉起來。在今天的網際網路時代，只要有技術，就能把需要的資訊挖掘出來，所以無論是私人隱私還是國家秘密，很難獲得相當程度上的保密。

　　他指出，總體上來説，在資訊分享跟國家治理的有效性之間，應該要順應網際網路所呈現出來的規律，而不是用一種暫時性的和傳統工業化的方式面對今天所謂的資訊氾濫和亂象情況而進行簡單化的治理。(記者 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