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改革都有紅利嗎？—— 一台國家機器的頂層設計與技術操盤

　　作者：（澳）雪珥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作者簡介

　　雪珥

　　澳大利亞華人，職業商人，中國改革史窺探者。現兼任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京華財經智庫、同明德國學館等機構顧問，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約研究員、海南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新浪、搜狐等各大門戶網站的風雲博主。

　　《中國經營報》《新京報》《國家人文歷史》《南方都市報》、搜狐網等媒體專欄作家。

　　著有《國運1909》《帝國政改》《絕版恭親王》《辛亥計劃外革命》等。

　　內容簡介

　　清政府為何能從“造反者”轉身變為合法的“執政者”？

　　雍正為什麼能夠打破“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的魔咒？

　　曾國藩的出現對晚清政局的轉折具有怎樣的影響？

　　“洋務運動”的30多年給帝國帶來怎樣的命運？

　　備受精英階層推崇的憲政，為什麼使帝國從亢奮走向撕裂？

　　既得利益集團為什麼引爆了激進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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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根源只在於——改革。

　　透過清帝國改革中意識形態層面的“主義”，還原技術層面的“問題”，清代改革從揚帆起航到打轉迴旋，在搖搖晃晃中被一個不經意間的浪潮而掀落。改革紅利淪落為“黑利”，失衡的利益格局難以承載改革的成本，最終的落水結局突然亦必然。以清為鏡，當下已經進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又該如何兼顧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尋求最適合的平衡點？

　　書摘正文

　　自序改革紅利與國運嬗變

　　1改革紅利與國運的關係，其實一直都是串聯起中國歷史的潛在主線索。 無論是《呂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察今》）還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傳》）都説明在“時不與法俱在”的情況下，應該與時俱進——“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千古猶行秦王政。通過對中國歷史上自秦代以來12個統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統計意義上，顯示著改革紅利與國運存在著某種正相關關係。 2012年的秋天，我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統計分析，對比12個統一王朝的開國第63年。在開國第63年，3個王朝已經夭折（秦、西晉、隋），3個王朝則一地雞毛（東晉、南宋、元），餘下的6個王朝（西漢、東漢、唐、北宋、明、清），都表現出了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在各種艱難中的堅定變革。這種變革，有的出自最高領導人本身（西漢、明、清），有的出自攝政的皇太后（東漢、北宋），有的出自擅權的皇后（唐），但無論是誰主導了變革，這些王朝都因獲得了改革的紅利而延年益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