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新著《未來》探究世界未來發展之路。

　　我贊同戈爾這個説法，發展是會過度的。在全球範圍內，過度發展是存在的，因為這是資本的本質，市場需要無限的生産和消費，這是資本的擴張性……（中國的過度發展比國外更為嚴重的）原因是我們把GDP的增長政治化，很多地方是為政治的目的發展。這裡的問題就是，我們的GDP是把發展等同於增長，增長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

　　今年初，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出版了探究世界未來發展之路的著作《未來》，講述人類如何做好準備迎接未來。《未來》中文版在今年7月初出版，作為中文版的出品方，上海譯文出版社針對該書內容策劃了“解碼《未來》系列講壇”。昨天，講壇第一講在黃浦區富達來中心舉行，主講人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對《未來》進行解讀。他並不完全認同戈爾關於全球變暖的觀點，關於全球變暖的爭論“核心就是發展權和保護權的問題”。

　　中國學者要堅持

　　中國的發展權

　　《未來：改變全球的六大驅動力》全書分六章，依次是地球公司、全球意識、權力均衡、過度發展、再塑生與死、邊緣。這是一部什麼樣的書？用戈爾的話説，他“以數據為依據，基於深度研究和報道，而非猜測、危言聳聽、幼稚樂觀主義或空想，代表了多年來努力的結果，致力於調查、闡釋和陳述現有的最佳證據以及世界著名專家關於我們正在創造的未來的論述”。中國問題當然是本書的一個重點。對於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戈爾認為，伴隨有史以來最大範圍的內部人口遷徙和環境污染，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穩定性問題也遭到質疑。

　　戴星翼教授昨天對《未來》一書的解讀同樣基於中國現實問題。“這本書的名字叫《未來》，但不要把戈爾當作是預言家，他其實是冷靜的現實主義者。他剖析世界現實問題和挑戰，這些問題又是如何影響未來。所以，與其説是預言，不如説是對現實的剖析。”但戴星翼同樣指出，他的很多觀點與戈爾相左，“我也不太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在戈爾那裏，世界要麼走向未來，要麼就是毀滅。我認為世界會走向無限可能。人的生活方式、技術、經濟運作等，在未來都會走向多元。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無限可能的國家。”

　　戈爾在退出政壇後，熱心於世界環保事業，在控制全球變暖方面投入精力尤其多，這些工作也使他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他參與攝製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戴星翼教授恰恰在全球變暖這個方面並非百分百同意戈爾，“戈爾是全世界防止全球變暖運動的一面旗幟，但我本人曾經翻譯過一本書反對他，也翻譯過一本書擁護他。氣候到底變暖還是變冷？因為在普通人的感受中，這氣候是忽冷忽熱。我對氣候變暖的説法有一定懷疑但不是強烈反對。戈爾把反對意見都説成是無稽之談，至少有兩個問題，戈爾是不屑的。比如地球曾經經歷過非常冷的冰川時期，江南曾經冰天雪地。氣候學家們到現在都不能很好解釋冰川到底從何而來。而且，氣候變暖，對人類來説，有壞處但也有好處。而現在，氣候變暖成了一個筐，天太熱是氣候變暖，太冷也是氣候變暖，把任何極端氣候都歸因于全球變暖。”

　　戴星翼教授並不完全認同戈爾等學者、政客關於全球變暖的論點，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全球變暖的討論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科學問題，“氣候變化的討論，從1970年代吵到現在，其實核心就是發展權和保護權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求發展，發達國家重可持續。而在其中中國成為眾矢之的，一定程度還是問題出在自己身上。中國發展太過於追求速度。有國外政要説中國就是一頭奔跑得太快的大象，它們都是小動物，很驚恐地跟在後面。我們現在有那麼多‘空城’‘鬼城’，一定要反思。”所以在他看來，中國學者要堅持中國的發展權，“不要別人説氣候變暖，我們也這麼説。”

　　當務之急是

　　要提升生産的品質

　　昨天，戴星翼教授重點解讀的是《未來》一書的第四章“過度發展”，“我贊同戈爾這個説法，發展是會過度的。在全球範圍內，過度發展是存在的，因為這是資本的本質，市場需要無限的生産和消費，這是資本的擴張性。”

　　但戴星翼教授擔憂的是，中國的過度發展比國外更為嚴重，“原因是我們把GDP的增長政治化，很多地方是為政治的目的發展。這裡的問題就是，我們的GDP是把發展等同於增長，增長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經過30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再高速發展就是基於一個非常龐大的經濟基礎，“這就肯定需要大投資、大項目，所以‘鬼城’、無車的高速公路、冷清的機場就來了，重化工業在2002年以後越來越大，我國也就成了全球範圍內每人平均能耗最大的國家之一，甚至已經超過了法國。而‘空城’、‘鬼城’與百姓福祉無關。經濟增長到最後，是為了增長而增長，與百姓的福祉是脫鉤的。我們一直説，堅持不走西方先發展再治理的道路，但我們確實是在走這條路。”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就不需要發展，所以戴星翼教授提出了輕型經濟概念，“我國必須要保留必要的重工業，這是國力的一種保證。但中國重工業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大而不強。當務之急是要提升生産的品質。”上海同樣也是如此。在他看來，上海要成為真正的國際大都市，就要研究其他國際大都市的經濟結構，“比如其他國際大都市很少有保留寶鋼這樣的企業，再看看杭州灣北岸幾乎都是化工廠。大都市應該是為周邊城市服務。”

　　那上海需要什麼樣的經濟發展方式？戴星翼教授認為，對於上海來説，航太航空産業是非常重要的，但上海在發展中丟掉了很多值得保留的東西，比如很多老上海的名牌産品。“上海的工業區産值是非常高的，但核心技術、品牌都不在我們這裡，所以利潤增加值並不高。上海未來的出路在於走出微笑曲線的底部”，也就是重視技術創新、技術研發和重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