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年代的碎片》出版 警示中國經濟改革路徑

《狂飆年代的碎片》

　　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間的十年，對於中國來説是一段狂飆突進的年代，對於中國經濟來説，則是具深遠歷史影響力的黃金十年。這是王正鵬新近出版的經濟研究專著《狂飆年代的碎片——中國經濟黃金十年》的一個重要學術結論。

　　日前，這本書已經由首都經貿大作為2012年的重點經濟專著出版。作為一名財經專欄作家和中國改革觀察家，作者王正鵬在這本新書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的學術觀點。

　　王正鵬在研究了中國30年改革史後，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演變規律提出：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間的十年，是中國在全球政治與經濟框架中獲得的一段意外時光，也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這段世紀之交的十年時光，伴隨著一系列的歷史機遇，如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衰落、WTO語法規則植入中國政治、美國在阿拉伯地區的反恐、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最後流行等，這些意外交疊的歷史因素幫助中國經歷了一個狂飆的十年，也成就了一個歷史性的黃金十年。

　　自20世紀開始，全球各种經濟體都在歷史的版圖中此消彼長，首先是美國從英國手中接過了全球貨幣大權並成為第一經濟體，接著是20世紀50年代的西歐的復興黃金時期,隨後是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黃金十年，再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四小龍黃金年代，這個世紀則迎來了中國的黃金十年。王正鵬認為，雖然當下全球經濟一片蕭條，但歷史客觀地評論中國的黃金十年有其重要意義。他説，中國的黃金十年最核心的突變因素有兩個：內部的動力是朱容基政府推行的的“國退民進”式國企改革，外部的動力是WTO語法體系植入中國的政治架構，這兩個體系的碰撞産生了巨大的歷史能量，幫助中國在2000年代初一躍成為全球經濟的發動機。即使是後來遇到印度的追兵，中國也因為其漸進改革的方法論和儒家的實用主義而獲得了更強大的發展優勢。

　　王正鵬認為，國家的經濟史即為思想碎片史，對於中國的狂飆突進式十年哲學關照，他使用了一系列碎片化主題，提出了WTO語法體系植入中國政治、華南建立的地理級全球生産線、農業的産業化哲學、國家資本主義重來、全球化語境的最後時光、郞顧公案意識形態之爭分水嶺、國進民退的冷空氣、經濟體制改革大時間表關閉、社會改革時間表打開等一系列全新的經濟哲學碎片來表述中國在這十年中的思想與實踐經歷。

　　作者以2004年為界，將黃金十年在意識形態上分為兩期，前半期為國退民進，後半期為國進民退。這個分界點即為2004年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的改革之爭。作為這一段歷史的報道者與評論者，王正鵬將郞顧公案解讀為中國改革之爭的源頭，隨後經濟學界的左右之爭的爆發不但反映了一種學術對峙，也是整個中國社會在貧富差距拉大後對於改革方向的不同認知。從郞顧公案看，它打開了一對歷史的大門，在幾個月時間中，關於中國國企改革的方向就為之突變，隨即是關於改革的爭論，新左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交鋒十分銳利，後來的《財經》雜誌評論、杏林山莊會議等重大節點詳細描述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深遠影響。對於改革爭論的寫作是本書十分精彩的一個章節。

　　值得關注的是，王正鵬在這本書中，通過碎片的勾勒梳理了兩次金融危機中間的這十年中，中國改革思想哲學的演進，作者使用了儒家實用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與技術民族主義的等一系列政治與哲學範式，將一段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歷史變成了一次豐盛的經濟哲學與政治哲學討論，給中國學者與公眾回味這一段歷史提供了少有的哲學視角。作為一名傳播學者，王正鵬將當代傳播學理論引入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重大節點的事件討論中，令人耳目一新，其中關於越南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部分的分析，令經濟學研究者找到了意外的路徑。

　　對於中國的未來發展，作者戰略性地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時間表已經關閉，因為歷史的合法性在貧富差別的語境下正在弱化。但是，中國社會改革的時間窗剛剛打開，王正鵬認為，中國應當使用改革積累與歷史紅利，通過社會改革修補前期經濟改革的社會遺留問題，併為最終的政治體制改革準備歷史條件。

　　《狂飆年代的碎片》這本書文風縱橫，結構宏大，在每一個思想碎片的闡釋上能啟用多學科知識，有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的知識積蓄，也有《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 沃爾夫的理論思考，這是一般的經濟類作品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