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之稅》，研究者深入北方農村調研8年——
“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的程度。在今後5年，我們要下決心推進財政體制改革，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
——3月18日溫家寶總理的講話
查莫寧
我不是北京人，卻在北京工作——住在離北京市區20公里遠的五環之外，有時候免不了要打車上下班。接觸的計程車司機多了，我就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現在跑在北京大街小巷上的計程車司機，好多都是附近郊縣的農民。雖然在行政上屬於北京市，雖然他們在城市裏開著車，但這些農民司機，卻絕不認為自己是北京人。
和農民司機聊天，他們最喜歡説的是農村老家的事情（離北京市不過60里地的農村老家），諸如這些年免了農業稅日子好過啦，早幾年賣了地現在後悔啦等等。説到現在農村的日子，開朗一點的農民司機，會説現在農村好了，有的農民比城裏人還美，脾氣大一點的，就會反問我：“為什麼我要累死累活每天干16個小時，一年幹365天只為了一個月掙這3000元錢？説白了，還是因為比呆在農村強。”
我喜歡聽這些司機聊農村的事情，是因為我關心三農問題——這是中國讀書人幾千年來的傳統，直到現在，不關心三農問題的讀書人，大概也是不多的吧。從農民司機們的話裏面，我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和幾年前全社會關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時候比起來，現在的農村，實在是好得太多了。但是農民司機們對過去記得很清楚，對未來也充滿期待。
最近我在讀一本叫做《他鄉之稅》的書，這是兩位並非出自專業機構的研究者田毅和趙旭用8年時間對一個北方小鎮進行調研之後寫出的著作。在這本書裏，北京的農民司機們對我説的話一一找到了對應的故事，而書裏更多的故事，則告訴我一個人們可能沒有認識到的農村。
這些年關於三農問題的書當然很多，比如《傷村》、比如《關注留守兒童》，這些書從某一個側面切入（比如打工仔、比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等），引發的是我們對整個制度層面的7思考。如果再考慮到一般讀者對農村問題的認識，可能大部分人會像《他鄉之稅》裏面農民們的認識一樣吧，他們會把所有的矛盾，歸結到基層鄉鎮幹部身上。
但事實其實並非這麼簡單的。最直接的例子，當年上書直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就是一位鄉鎮黨委書記，而在《他鄉之稅》裏面，我們看到，被看作“貪污犯”的平城鎮領導個個欠了一屁股債，因為他們向親戚朋友借了高利貸去完成鄉鎮的稅收任務。1999年，因為縣裏的教育撥款被挪用交了稅，平城鎮書記牛強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貸款給教師們發工資。看起來，錢，才是農村各種矛盾中的核心問題，而財稅政策，則既是可能導致矛盾的源頭，也是解決矛盾的推手。
興遠縣平城鎮，在地圖上我們是找不到這個地方的。不過名字並不重要，我們只要知道，這是田毅和趙旭調研了8年的一座北方小鎮就好了。在8年的調查中，兩位作者走訪了幾百名領導、村幹部、財稅工作人員和農民，讀到了30年來的財稅檔案，拿到了普通農民家裏十來年的賬本，甚至找到了老財稅幹部二十多年的工作筆記——這些原始資料，和農民們倒出來的一個個故事，還原出北方小鎮30年來經濟生活的變化。而圍繞著一個“錢”字，平城鎮的社會變遷也就盡在其中。一頁一頁讀下去，《他鄉之稅》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實在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一部微觀的農村生活史。
看看30年來平城都發生了些什麼吧，那些可以登上報紙社會新聞版的事件，如果從背後細細分析，其實莫不與財稅息息相關。再舉一個例子吧，也是在1999年，平城中學一輛超載的校車起火，3個孩子被燒死，9人重傷，最後查下來，這是一輛被私下倒賣多次的二手車，年久失修，加上超載，安全隱患已經存在了許久。事後當事人當然被追究了責任，但如果人們繼續追問下去，就會發現，私下倒賣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15％的交易稅，而超載的原因，則來自農民們切切實實的實際需求。
財稅二字，攪動著農村的日常生活。翻開《他鄉之稅》，“買稅”、“引稅”這些詞語後面，是藏在農村裏的一個又一個無奈的故事，一任又一任無奈的領導，一張又一張無法兌付的白條。在書的“導言”裏，作者引用溫家寶總理今年3月18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話説：“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的程度。在今後5年，我們要下決心推進財政體制改革，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擲地有聲的話，透露出的是政府的決心和人們的期望。
從全書五大篇二十四章的結構，從以“流動”為主題詞的“導言”到以“變化”為主題詞的“結語”，讀者能夠感受到作者的思路：過去的30年，農村的生活起起伏伏，是與農村財稅政策的變化息息相關的，但除了“變化”，我們很難給過去30年找到第二個主題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