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68歲的葉永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談到自己的屢次“轉型”時説,“作家就是作家,前面最好不要加定語,就像木匠……你不能説他是桌子木匠或凳子木匠。”
潛力“化學家” 上化學系是“曲線救國”
新京報:你的著作特別多,統計過嗎?
葉永烈:本來我不知道,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我50卷的文集,他們統計,到1999年為止,不包括我在香港、臺灣出版的作品,有1600萬字左右。1999年到現在,大概也有好幾百萬字。
新京報:從科普到電影,又到傳記文學,你縱橫的領域非常寬泛,這些“轉型”是隨遇而安還是別的原因?你個人更喜歡哪種生活?
葉永烈: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嘗試的人。除了你剛才説到的,我還寫過相聲,出過相聲選集。我還寫過詩,寫過寓言。近年來,我主要寫紀實文學,有人稱我為“傳記作家”。我覺得,作家就是作家,前面最好不要加定語。就像木匠,有時做桌子,有時做凳子,你不能説他是桌子木匠或凳子木匠。我最喜歡的還是當電影導演。我也喜歡寫純文學小説,因為寫小説無拘無束,很“瀟灑”。
新京報:你從小愛好文學,為什麼報考北大化學系?學化學對你後來拍電影、當作家起了什麼作用?
葉永烈:我當時很想報北大中文系,可這個專業每年只招50個人,還有一半是調幹生(即在報社工作一段時間後直接入學者)。我姐姐是念化學的,所以我選擇了北大化學系。父親聽説我考化學系很高興,説將來可以做雪花膏、做肥皂什麼的,總有一碗飯吃。後來我才體會到,這是“曲線救國”。因為北大化學系每週上課只有兩天半,我有大量時間看別的書,寫雜七雜八的文章。我要是上中文系,就寫不了《十萬個為什麼》,也寫不了《小靈通漫遊未來》。化學是一種實驗性很強的科學,事實是最高法庭,我現在寫紀實文學,追尋的也是事實真相,我會在寫作中自覺進行科學的推演。我還會加注這是幾月幾號的談話,這樣做紀實文學的作家並不多。
新京報:如果你後來一直從事化學研究,你認為自己會做出成就嗎?
葉永烈:會。其實我非常喜歡化學,動手能力也很強。我的畢業論文發表在《化學學報》上———你可以知道我當時的水準。我的老師李安模對我很器重,他後來當過北大的副校長。
科普作家 敬佩揭露“紙老虎”的科學家
新京報:你是怎樣成為《十萬個為什麼》的作者的?
葉永烈:大二時我寫了一本書《碳的一家》,在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編輯曹燕芳當時還在編《十萬個為什麼》,讓我為化學分冊試寫了5篇,她看完後很滿意,就讓我寫下去。
新京報:科普領域,你更為人所知的是科幻小説《小靈通漫遊未來》。“小靈通”電話的命名跟這本書有關嗎?
葉永烈:《小靈通漫遊未來》第一次印了300萬冊。當時,我一家四口擠在11平方米的房子裏,《光明日報》記者到我家裏來採訪時吃了一驚,當即寫了情況作為內參發表,説我在惡劣的條件下從事創作。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看了,批示要改善我的生活條件。後來,成為上海作家協會第一批8位專業作家之一———這一次,我徹底轉到文學的軌道上來。
小靈通手機取名于《小靈通漫遊未來》,是經我同意、授權的。小靈通手機現在用戶已經近億。
新京報:你現在還寫科普作品嗎?
葉永烈:我已經多年不寫科普作品了,因為我早已不做科學工作。但是,我仍應邀出任種種科普作品選集的主編。目前在主編《中外少兒科佳作叢書》。
新京報:陜西的“華南虎事件”已經有了結果,周正龍承認了造假,你怎麼看這個事情以及國內的科普環境?
葉永烈:只有在科學受到高度重視的時候,才能徹底改善科普環境。今天從珠海飛回上海途中,我很仔細讀了關於周正龍承認造假的報道。我的感想有四:一是敬佩好幾位科學家在“紙老虎事件”發生之際,就勇敢指出這是在造假;二是相關官員為“紙老虎”作倀,權力跟造假相結合,是“紙老虎事件”的癥結所在;三是反對科學造假仍任重道遠;四是揭露“紙老虎事件”,網路、部落格顯示了民間輿論的力量。
電影導演 快槍手拍“內片”
新京報:在從事紀實文學前,你還做過電影。大學時你似乎沒為自己制定些人生規劃?
葉永烈:我寫作無計劃,人生也無計劃,總是審時度勢來定,可能我的選擇都很勇敢。我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上海儀器研究所,只待了一個月就跳槽到了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當時,他們正把《十萬個為什麼》搬上銀幕,名為《知識老人》。我們的系主任嚴仁蔭教授説,我白教你了!還有很多同學罵我是化學系的“叛徒”。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情。
新京報:聽説你還給毛澤東拍過內片(供內部觀看的電影),怎麼會接到這項任務?
葉永烈:這種“中央交辦”的影片從接任務到出片,一般要求是十天到半個月,需要非常快的速度。我雖然在“文革”中挨批,但業務能力是公認的,他們不得不請出我這個“臭老九”。我們在上海市政協的大樓裏享受著拍樣板戲的待遇,我拍了很多京劇唱腔、雜技———當時並不知道是給毛主席拍的。毛澤東誕辰110週年紀念時,影片還曾經展映過。
新京報:説説你1979年拍攝的電影《載人航太》吧。
葉永烈:當時,我寫了一個拍攝提綱寄給七機部(航太工業部)。後來錢學森(時任航太工業部副部長)告訴我,中國從1971年就開始訓練自己的宇航員了,我就説我們能不能去拍宇航員訓練?他説可以,這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後來出版《飛天夢———葉永烈目擊中國航太秘史》一書需要報審,我拿出了當時的一些照片,國防科委的審查人員都很驚訝,因為他們都不知道1979年我國就在訓練自己的宇航員。
新京報:為什麼會這樣?片子沒有公映嗎?
葉永烈:説起來這裡面還有故事。當時,我用肖勇的筆名在《科學生活》雜誌上寫了《載人航太》拍攝散記,配了幾張宇航員訓練的照片。本來沒人注意,可《文匯報》、《解放日報》、《上海科技報》在同一天轉載了這篇文章,一下子就轟動了。各國通訊社都發表文章説中國宇航員即將上天。事情還驚動了鄧小平。加上當時百廢待興,相關研究被推遲,所以《載人航太》第三部(前兩部已公映),主要是訓練宇航員的內容,被推遲上映,到現在也沒有放。
傳記作家 “低效寫作”才對?
新京報:今年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著作非常多,和《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這本書一樣,寫三中全會的也不少,你有哪些“獨家披露”?
葉永烈:有一些。比如,胡喬木和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是一個歷史性的文獻。當時會議還沒有開,胡喬木就把公報寫好了。另外,這次我又增加了鄧小平不計前嫌啟用胡喬木的內容。
新京報:我看到,有些讀者指責你的高效寫作:有些史實不準確;《陳伯達傳》有些段落重復;《中共中央一枝筆—————胡喬木》有意過濾了一些領導人對胡喬木的評價。你怎麼看這種意見?
葉永烈:我不知“高效寫作”有何不對。難道“低效寫作”才是正確的?有些史實不準確,我看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當然是作者的責任,其次是當事人的回憶有差錯,三是有些重要的檔案尚未公佈。《陳伯達傳》個別段落是有重復,是因為多次修改造成的。尤其是用電腦寫作,把某一段落從前面移至後面,而未刪去前面一段,會造成這樣的情況。但這是很個別的情況。
我無意“過濾一些領導人對胡喬木的評價”。《中共中央一枝筆》初稿寫于1993年,在當時的條件與情況之下只能那麼寫。2007年的新版增加了許多篇幅。鄧小平、李銳、周揚、于光遠等對於胡喬木的評價,都在書中有詳細的論述。批評者大約沒有看到新版,故有此論。(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