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0日，郭姓男子在臺北捷運站隨機殺人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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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蓮福，臺灣時事評論員，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社長
施以諾，輔仁大學醫學院副教授、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理事長
6年9起隨機殺人案，1周4起惡性虐童案，最近臺灣民眾被這些案子搞得人心惶惶。這些犯案者多為30歲左右的年輕宅男，他們不把人命當回事，犯案理由多為工作不順、孤獨不被社會所認同。本期“對話臺灣名嘴”請來時事評論員楊蓮福、精神科職能治療師施以諾，他們將帶我們解讀這些案件背後的社會原因。
宅男沒問題“窄男”更偏激
導報記者(以下簡稱“記”)：首先請教施老師，9起隨機殺人案，犯案者大多是年輕宅男，是什麼樣的心理，讓他們以這種殘忍方式報復社會？
施以諾(以下簡稱“施”)：其實宅男本身是沒問題的，宅並不會造成偏激，能出問題的，我覺得更多的是“窄男”，“窄男”的觀念很狹窄，他們覺得身邊沒有認同自己的人，也沒有人了解自己的好。“窄男”更強調個人主義，覺得自己孤獨不被理解。這種長期壓抑的精神狀態，若遇失業或其他挫折，對他們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記：楊老師，這些共性，折射出臺灣怎樣的社會問題呢？
楊蓮福(以下簡稱“楊”)：這是社會轉型期所呈現出來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美國、歐洲、日本都曾有過這個階段，特別是日本的案例非常相似，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就有很多不善溝通、個性孤僻、人際關係疏離的年輕男性，引發了一些怪異的殺人案。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的黃金年代，但接下來就開始走下坡路。
記：臺灣經濟現在也不是很景氣，這跟日本當年情況有點相似。
楊：是的，臺灣也過了黃金髮展期，更受到全球化的衝擊，現在30歲左右的年輕人，想要成功的話，很關鍵的是他們對於機會點的把握，把握住了，當上CEO也蠻多的。但更多的年輕人錯過了機會點，可能就被剝奪了成功的機會，所以年輕人就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失敗者的失落感、邊緣化表現得特別明顯。
殺人案經媒體擴散帶來負面影響
記：自從鄭捷去年5月犯下捷運殺人案後，類似案子層出不窮，這是否跟媒體密集報道有關？
楊：鄭捷殺人案經媒體擴散，確實帶來很負面的影響，這些孤僻的宅男會覺得自己找到了同類，找到了知音，一旦有一個觸發點，他們可能就會想要模倣。我覺得媒體還是應正常化看待這種案件，不應該為了收視率而誇大渲染。
記：媒體擔負著宣導角色，應如何正面引導受眾呢？
施：我覺得媒體有個重要的工作要做，因為現在的媒體，仿佛都在向青年傳遞一個“狹窄的價值觀”：那就是你必需有錢、有名，才值得關注。我覺得媒體不要太常報道名人或有錢人的婚姻或私生活，而應多報一些小市民的溫馨事跡。品格高尚的人，他們對社會的作用並不低於一個打勝仗的將軍，也不低於成功的企業家。一個相夫教子成功的家庭主婦，也是一位成功者；一個願意放棄大城市工作而默默選擇去鄉下服務的人，也值得歌頌。
記：媒體和社會營造一個“寬廣的價值觀”，也可以讓“窄男”們的心更寬一些。
施：是的。其實一個人存在的“價值”是可以很多元的，上天創造每一個人都有其無可取代的意義。
“草莓世代”更應學習抗壓能力
記：對於這些比較偏激的人群，除了媒體，政府部門和學校是不是也應給予更多關注？
施：我們看到，好幾個隨機殺人案例都與失業有關。年輕人若對未來感到絕望，是會産生憤世嫉俗的觀念。一個有擔當的“政府”，應給下一代營造一個可以打拼的環境，讓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但同時，年輕人自己也要懂得去面對和處理挫折。
記：島內年輕人被稱為“草莓世代”，外表光鮮亮麗，但卻一碰即爛，好像抗挫折的能力真的很差。
楊：是的，每個世代都有自己要克服的問題。像我是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的，是危機中成長的一代，我們經歷過貧困的生活，所以我們懂得如何應對危機，抗壓性比較強。但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是在穩定中生長的一代，沒有應對危機的能力和準備，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他們又遭遇了穩定中的危機，這些我們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很平常的“危機”，可能就是他們過不去的那道坎了。而且，在我們那個年代，我們有集體主義的信仰，但如今，臺灣威權結束快30年了，年輕人更崇尚個人主義。
記：現代社會都主張年輕人要追求個性，但如何在個人和社會之間尋求平衡呢？
施：我們輔仁大學醫學院有一門課，是讓學生用所學去回饋社會，他們可能是到療養院去幫助病人，可能是去做義賣等活動，年輕人追求自我沒錯，但追求自我是為了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潛能，最終還是要回饋于社會，而不是封閉在狹小的自我空間中。這些“窄男”們也一樣，他們若能把個人利益跟社會利益結合起來，就不會做出危害社會的事情了。(海峽導報記者楊思萍)
[ 責任編輯：李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