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旬老人自學曾到大學旁聽17年 4次出國當翻譯

時間:2010-04-30 13:07   來源:漢網-長江日報

  

  王忠厚展示去俄羅斯曾經使用的護照。 劉睿徹 攝

  大學旁聽17年 4次出國當翻譯

  六旬老人癡學一生落魄無悔

  本報訊(記者萬建輝 劉睿徹)38歲時放棄工作,到大學旁聽17年;4次赴俄羅斯做勞務翻譯終以失敗告終;至今居無定所,年過六旬依舊孑然一身。

  昨日,租住在漢陽鍾家村一棟老職工宿舍樓內的63歲重慶老人王忠厚,講述了他懷揣理想、堅持自學數十載,卻顛沛流離、落魄一生的辛酸往事。

  王忠厚説,文革開始那年,數學、俄語成績優秀的他輟學進工廠當了工人。因中學檔案記錄有“白專道路,思想反動”,他從19歲到38歲在廠裏一直抬不起頭來。文革結束後,學習的念頭日漸萌生。

  38歲那年,他離職前往成都,在四川大學堅持旁聽長達17年。其後在媒體幫助下得到勞務翻譯的工作機會,終因性格原因喪失。

  之後,王忠厚浪跡北京、重慶、成都和武漢,至今仍在做自學的計劃。

  王忠厚同父異母的妹妹張蜀鋒,目前是武漢一家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張蜀鋒昨日告訴記者,大哥對自己感興趣的事非常執著,不計成本,不在乎別人的議論,不了解他的人會認為他不正常。

  四川大學俄語系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昨日在電話中證實,當年王忠厚旁聽過他教的“視聽説”課程,非常勤奮。

  記者昨日還聯絡到四川大學二醫院當年的醫生黎文德。黎文德介紹,“我勸他學針灸類似的實用技術,可惜他沒堅持下來。”

  王忠厚兩次前往俄羅斯庫爾幹的勞務隊隊長蘇定忠昨日也介紹,王忠厚翻譯水準沒話説,人也本分,但翻譯不僅要外語水準,也要很強的溝通能力。

  王忠厚:知識為何沒有改變命運

  王忠厚一生的信條是堅持學習,用知識“把顛倒的人生顛倒過來”。然而幾十年過去,知識沒有改變王忠厚的命運,用他自己的話説,“仍和乞丐沒有多大差別”。

  穿過黑漆的樓道,王忠厚在鍾家村租住的一居室呈現眼前,2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張床外,別無他物。沒有廚房,衛生間在樓道,與幾家住戶共用。

  2002年,王忠厚了解到四川省農業廳開始在川大選派學生,以勞務輸出的形式到俄羅斯當翻譯。有一部由黃儒香導演的紀錄片《張博士》,記敘了這段經歷。

  記者昨日在這段網路視頻影像中看到,王忠厚在等待中,來到成都俄羅斯大劇院門口的列寧畫像前祈禱。

  王忠厚自己介紹,2002年12月,他隨著一個做木材生意的商販團體,來到西伯利亞東部伊爾庫茨克州。他沒料到,許諾的翻譯其實是監工。他不願按老闆意圖,監視工人們幹活,又受不了無端加活,所以常挨罵。

  好在俄羅斯工人對他不錯,不僅幫他提高口語,甚至為他打抱不平。2003年5月老闆因經營不善破産,王忠厚提前回國,5個月打工的錢一分沒拿到。

  2004年到2006年11月,王忠厚作為四川省農業廳派出的勞務翻譯,又三次到俄羅斯。

  其中一次讓他感覺最愉快。當地學校健美科學系的女生拉麗莎向他學漢語,他則向對方請教俄語,兩人建立良好的友誼。

  可惜好景不長,最後一次回國後,再也沒有獲得去做翻譯的機會。

  王忠厚出生重慶北陪一個普通農村家庭。1966年1月,初中還未畢業的他進入傢具廠當了一名工人。工廠每次搞批鬥,王忠厚都成為對象和活教材。他説,自己後來才知道,禍起初中的檔案,裏面説他走“白專道路”——政治課、語文課成績差,俄語課成績好。

  “一定要把顛倒的人生顛倒過來。”1985年,瞞著廠裏,在親友的一片反對聲中,王忠厚離職前往成都,在四川大學當了一名旁聽生。

  這一旁聽就是17年。王忠厚在川大睡樓道,間斷在食堂做小工,白天和“天之驕子”們同堂聽課,早晚在路燈下朗讀俄語,在廁所的水龍頭下洗冷水澡。

  “本科生們真誠,給了很多幫助,那些研究生,還有專家、教授、學者們,就不好説了。”

  因為囊中羞澀,經常斷糧,居無定所,時常被威脅漲房租,讓他懷疑很多人的誠心。尤其是學者們的笑意,在王忠厚眼中,都可能潛藏著偽善和歧視。

  王忠厚同母異父的妹妹張蜀鋒,過去是他旁聽的反對者,如今是他生活的資助者。

  這位妹妹上世紀80年代初考上天津大學,畢業後在成都一家國企奮鬥十幾年,才有了家庭和房子。

  當初,她強烈反對哥哥離職和在川大旁聽,告訴他那樣不會有結果,但拗不過“走火入魔”的哥哥。

  2003年,王忠厚從俄羅斯回到闊別18年的重慶,當年傢具廠已改制。王忠厚這期間最落魄時睡菜市場,租最廉價的房,“別人曾把狗咬過的包子給我吃。”王忠厚説。

  後來,北陪玻璃儀器廠宿舍區居委會為他辦了戶口和低保,後又幫他辦了社保。

  那些年,張蜀鋒自顧不暇,也無力資助哥哥,直到2008年3月底才打聽到哥哥下落,將他從重慶接到成都。

  如今張蜀鋒和丈夫遷居武漢,在武漢做起了老闆,又把哥哥接來武漢。王忠厚在妹妹的公司裏“罩場子”,每月可領到400元工資,房租其實是妹妹公司墊付的。

  王忠厚告訴記者,他要重拿書本學習。他還拿出一大摞俄文書籍和當年去俄羅斯的簽證、護照,以及過去數十年成都媒體的報道。

  在王忠厚租住屋的墻上,貼有兩幅字畫,一幅行書體的“博愛”,一幅題為“成功之路”的警句集。

  沒有學歷,如何才能證明知識水準,誰來給自己工作機會或研究平臺?王忠厚似乎也沒想這些,學習本身成為目的,只要能待在校園,只要能持續每天路燈下夜讀的生活。

  年復一年,他成了川大的“名人”,有同學給他取名“張博士”,真實姓名倒不為人知。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王忠厚的旁聽勵志故事和求學苦惱,不斷搬上當地報紙和電視熒屏的顯著位置,王忠厚似乎也樂於且習慣於被媒體包圍聚焦,這是他能得到的僅有的支援與精神慰藉。

  “那些所謂的高材生不過是溫室裏的花草,他們經不住風雪的。”王忠厚狠狠地説:“他們追求虛榮、高薪和生活享受。”在王忠厚眼裏,“那些靠國家供養起來搞研究的人,整天想的是報酬、級別和待遇,只有他“直到生命最後一息,都是在堅持無私心的學習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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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馬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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