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三：

　　有了“去頭掐尾”的空間

　　楊祖珺在其自傳《玫瑰盛開》裏回憶了“李雙澤鬧場事件”。楊祖珺在校園演唱會上壓軸演出前，一位叫李雙澤的青年提著一瓶可口可樂衝到臺上質問：“我們喝的都是可口可樂，唱的也都是外國歌曲，我們自己的歌呢？”

　　這一聲吶喊震撼了一統校園的美國旋律，但唱英文歌的楊祖珺相當不服氣：我想唱中國歌，可大多數的歌曲都在30年以上了，我們自己的歌在哪？

　　楊祖珺談到社會環境變化催生了“我們自己的歌”——“校園歌曲”。她分析，上世紀70年代，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地區的臺灣加工出口貿易創造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但農業衰敗和自然環境污染的問題逐年嚴重。中日建交、保釣運動和蔣氏父子的權力交接，令主政者策略性擴大了青年知識分子以及臺灣地方勢力參政機會，關注國家、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現代主義等各種思潮也獲得了“去頭掐尾”的空間。

　　臺灣知識青年創作歌謠的養分來源，也包括臺灣陸續成立的“現代詩社”、“五月畫會”、“東方畫會”、《劇場》雜誌等等這些新的、現代的文藝組織和作品。70年代，臺灣的報紙、雜誌出現了年輕人或思想上解放的中年人所書寫的新小説、“鄉土”散文，大改過去只有反共作家或軍中作品的面貌，這些創作為70年代的臺灣帶來了新鮮而豐富的社會訊息。此外，還能在臺北市牯嶺街的舊書攤上找到冰心、老捨得書，這些都是已經被查禁的，但在少數的年輕知識分子之間流傳。

　　最後，上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的電視音樂節目和比賽節目對歌謠創作産生重大影響。比如到1998年才停播的“五燈獎”歌唱比賽，1965年在臺視開播，參賽歌曲以國語和閩南話為主，選手都是非職業的，他們在唱歌的同時還展現了不少民間藝術，對“自己的歌”的創作者影響匪淺。還有中視在1971年播出的“金曲獎”，主旨就是“鼓勵創作歌曲”，女主持人頭戴寬邊草帽彈吉他唱歌的形象，帶動了不少年輕人創作歌曲的願望。第三個節目就是楊祖珺主持過的“跳躍的音符”，“我如果要去主持，目的就是為了推廣唱自己的歌”，楊祖珺向製作團隊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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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祖珺作為“中國文化大學”助理教授做了這場報告，雖然其中的每一步她都親身經歷，但她不談自己，不帶感情，力求提煉“歌謠創作”産生背景的學術價值。這樣的背景研究，不僅有助於大陸聽眾對“校園歌曲”的深入認識，也對臺灣的政治、社會、文化和幾十年間的社會變革提供了了解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