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虎：論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問題專家李義虎教授在桂林舉行的「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頗有見地。)
　　
　　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一種很難塑造理性預期的關係。例如，大陸方面呼籲舉行兩岸間的政治談判已經有二十多年，兩岸有識之士亦多寄希望以此來解決雙方的問題，但是何時舉行又以何種方式舉行，仍在未定之天；又例如，兩岸三通多年來已經成為雙方之間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性很強的問題，臺灣島內工商界亦多次急切呼籲，而且在大陸與臺灣相繼加入WTO之後三通問題的解決呼之欲出，但是人們仍然難以有效預期何時可以最後實現或取得突破。實際上，除了兩岸政治談判和三通這樣的問題之外，最能説明兩岸關係很難塑造理性預期的例子是戰與和的問題。近年來，兩岸間的政治危機不斷，戰與和的問題隨之而變得越來越突出，人們議論紛紛，甚至提出了「時間表」的問題。但是對於戰與和的前景，誰又能講得清楚。
　　
　　塑造理性預期的困難，導致了兩岸間資訊溝通渠道的不暢和溝通方式的匱乏，連起碼的政策交流都難以進行。因此，在兩岸的政界和新聞界一直有一個特殊的詞彙，叫「解讀」。在對方進行政策宣示或領導人發表講話之後，另一方總是要「解讀」一番，也就是要在隔岸對峙而又很難進行直接接觸的情況下只能以單方面的預測來解釋對方政策背後所可能包含的真實含義。這也就造成了兩岸關係中的一個特殊表現，即隔岸「解讀」阻隔雙方越過海峽進行直接的接觸。
　　
　　塑造理性預期的困難，意味兩岸關係沒有太多有效的遊戲規則。因此，兩岸間的遊戲所依據的常常是單方面的設定。這與人們常見的例子不太相同。在中國歷史上，國共兩黨儘管存在十分尖銳的矛盾，但無論是戰爭還是和談，都是有一定的遊戲規則的。換言之，戰爭和和談都是塑造理性預期的強有力手段。兩岸關係出現了某種奇怪的悖論：即一方面，兩岸關係在政治方面處於僵局狀態，但經貿關係卻還能照樣發展，甚至還可以有大的發展（例如，截止二○○二年底，兩岸經貿總額已經達到二千二百多億美元，大陸已經是臺灣第一大貿易夥伴，超過了美國）。這種現象超出了一般的常規邏輯，因為按照一般的常規邏輯，政治關係如果不好，肯定會影響到經貿關係，至少會阻滯經貿關係的發展。但是，兩岸在政治關係不斷發生危機、甚至戰與和問題十分突出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這種情況如果反過來看就更加奇怪。因為儘管兩岸經貿關係十分好，並且前景也更加看好，但是它並不見得就能直接帶動雙方的政治關係的進展，不見得有助於打破兩岸的政治僵局，也不見得使經貿關係的密切發展産生引向政治談判的邏輯，甚至很難塑造先經濟後政治的理性預期。因此，這種現象也超出了一般的常規邏輯。從這中間的矛盾現象，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兩岸關係是一種沒有穩定的、有效的理性預期的關係，也是一種沒有什麼遊戲規則的關係。其結果是，意外事件和戲劇性的因素常常成為造成兩岸關係動蕩的誘因。
　　
　　兩岸關係中缺乏穩定的、有效的理性預期，也缺乏固定的、雙方都能接受的遊戲規則，一個更嚴重的後果是在雙方之間無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一九九二年大陸海協和臺灣海基會達成「九二共識」，一九九三年「汪辜會談」達成四項協議，應該説是兩岸關係制度化安排的良性激活，當時這些成果曾經分別被兩岸領導人稱為「歷史性的一步」或「兩岸關係發展中的里程碑」。但是，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訪美事件引起臺海局勢危機後，兩岸關係再也無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不僅如此，兩岸之間僅有的某些制度化安排也被破壞（例如「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難以塑造出有效和穩定的理性預期，其中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即臺灣當局領導人的講話之隨便，臺灣當局的政策資訊之混亂，政策的變動之頻繁，在多種類型的政治關係中似乎是極其罕見的，在政治領導人的行為舉止方面似乎也難再找到其翻版。例如，李登輝曾經十分明確地説過，「臺灣經濟的發展以大陸為腹地」，但其後不久即拋出「戒急用忍」的大陸經貿政策，並推廣到整個大陸政策的領域，完全推翻了原來的説法。又例如，臺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自其上臺以來已經三度改變其大陸政策，每次都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二○○○年五月「就職演説」中，陳水扁信誓旦旦地保證「四不一沒有」，而在二○○二年八月初卻公開拋出「一邊一國論」，將其「四不一沒有」的諾言拋諸腦後，而在二○○三年初陳水扁卻又改口説仍然奉行「新中間路線」。尤其是，在前一段非典肆虐的時刻，陳水扁借機將公共衛生問題泛政治化，借機使兩岸政策再次發生倒退，在兩岸政策上又發出了「非典型性」的言論。對於今後臺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如何變化，人們甚難預料。但人們對陳水扁和臺灣當局在政策方面的多變特徵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們不得不常常用「機會主義」或「麻煩製造者」這樣的貶義詞來加以形容。
　　
　　從兩岸雙方對塑造理性預期的態度對比中，可以看出在兩岸關係中難以塑造理性預期的主要責任在於臺灣方面，換言之，臺灣當局對塑造理性預期的消極、排拒態度是在兩岸關係中難以塑造理性預期的最主要原因。表面看來，兩岸關係難以塑造理性預期的直接原因是臺灣當局領導人的多變和個性的怪異，或者説是缺乏政治家的應有風度。但更深層的和更根本的原因是臺灣當局對於塑造理性預期的恐懼心理和排斥態度。臺灣當局不敢、也不願看到兩岸關係存在理性預期的局面，因為塑造出了理性預期對它不利，理性預期、遊戲規則和制度化安排都可能對它的行為實行有效的約束和某種程度的控制。相反，理性預期塑造的難産卻可能使它有空子可鑽，可以利用此來混水摸魚，在兩岸關係的「理性預期的空白」中推銷其「漸進式臺獨」的政策理念和進行「以小搏大」的博弈。雖然臺灣當局深諳此道，認為可以通過這種過招撈取好處和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臺灣方面對理性預期的排斥態度，加上其領導人講話的過分隨便，也容易被大陸方面理解為存心破壞兩岸關係，或被國際間認為是「麻煩製造者」，因而也可能付出很大的額外代價。臺灣內部固然有政權輪替、競選需要和政黨政治複雜性等特殊的因素，也就是説臺灣內部的情況較之大陸方面更為複雜和敏感，但臺灣當局的政策確實帶有很大的動蕩性、多變性和詭譎性的特徵。這些特徵有理由讓人們相信，臺灣方面是塑造兩岸關係理性預期的主要阻滯者和破壞者。
　　
　　在目前的兩岸關係中，很難塑造理性預期也在於塑造這種理性預期的手段難於使用，這些手段包括政治談判或對話、領導人之間的互動（如領導人所發表的政策講話或官方的文件）以及經濟領域關係的進展所可能産生的「外溢」作用等等。但是，這些手段在目前兩岸政治僵局的情況下都難以發揮正常的作用。例如，兩岸政治談判的問題已經存在多年，大陸方面多次發出有誠意的呼籲，但臺灣當局一直不予以正面的和有誠意的響應；即使大陸方面在政治談判問題上採取了靈活的立場，也難於得到臺灣方面的有效響應。
　　
　　一般而言，成熟和正常的關係應該有穩定的、有效的理性預期，以此才能衡量雙方關係的好壞。可是，兩岸關係既算不上是好的關係，因為好的關係肯定存在穩定的、有效的理性預期；但又算不上是最壞的關係，因為最壞的關係也可以有穩定的、有效的理性預期。兩岸關係總的來講是一種不正常的關係。因此，在今後兩岸關係發展中如何塑造出理性預期，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所謂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是人們利用目前所可能利用的資訊，對未來作出合乎理性和未來客觀事實的無偏預期，以從理性選擇的角度對利益得失和代價多少進行合理的盤算，從而避免在行為中發生系統的錯誤。它既包括對對方行為和自己所處環境的判斷，又包括對相互間關係所可能産生的效果的估量。 對於兩岸關係而言，塑造和凝聚理性預期的好處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益處:第一，使兩岸關係轉入理性選擇模式，減少非理性和盲目的作為，從而使兩岸關係進入良性互動的狀態。第二，使雙方的資訊傳遞渠道暢通和穩定，逐步改善資訊的數量和品質，便於相互間進行有效的溝通，不再因對個別言論或措詞的不理解而導致關係的危機。第三，減少兩岸關係和交往的交易成本，不再因磨合、摩擦和危機而付出額外的成本。第四，利於形成兩岸之間的制度化安排，使兩岸關係變成一種有固定的遊戲規則的關係，防止和減少意外事件發生的頻率及其他們對兩岸關係的干擾，並且即使在雙方出現問題時，也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第五，使兩岸關係保持必要的連續性和可預見性，也可以使這種關係保持持續博弈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特點，以增加雙方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減少相互關係中的不確定性、相互猜疑和不正當期望。第六，使雙方都可以充分使用足以塑造和凝聚理性預期的多種手段，使它們被納入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內容之中，而不是長期被排除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內容之外。第七，使雙方增加對積極發展兩岸關係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只有在達到以上幾種事實上的效果時，才可以促使打破目前的兩岸政治僵局，使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和政治關係的發展有效地結合起來，使兩岸關係變成一種正常的關係，而不是非正常的關係。因此，毋寧説，塑造和凝聚兩岸之間的有效的、穩定的理性預期是擺在雙方當事者面前的首要課題，是營造兩岸關係積極和建設性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