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槍聲一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孫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辛亥革命,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所有中華兒女共同的歷史記憶。在海峽兩岸以多種方式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之際,從今天起,本網將連載一組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系列文章,揭秘歷史真相,緬懷革命先輩,傳承愛國情懷,以饗兩岸讀者。
頑強抗袁
武昌起義的暴風雨,使清朝的龍樓鳳閣搖搖欲墜,京城的達官顯貴驚惶失措。10月12日,清廷命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火速南下。然而,由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北洋軍卻不肯聽命于蔭昌,行動遲緩、作戰不力。清政府萬般無奈,只得接受帝國主義列強駐京公使的“建議”,重新起用袁世凱。
袁世凱,出身於河南項城地主官僚世家,早年因科場失意轉投淮軍。甲午戰後,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式陸軍,並以此發家。他破壞戊戌變法,鎮壓義和團,逐步爬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高位,並組成以他為核心的北洋軍閥集團。由於位高權重,他受到清室貴族的猜忌,1909年初被貶歸故里。袁世凱歸裏兩年多,未曾一日甘願“枉渡”這“抱膝長吟”的村野生涯。他以“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北洋軍作為資本,由鎮壓義和團而博得帝國主義列強的青睞,有慶親王等重臣在朝中為其奔走,因此料定清廷必然重新起用自己。武昌首義烽火連天,袁世凱雖為革命發展的迅猛之勢所驚駭,但更為自己的出山在即而欣喜。果然,清廷10月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但袁世凱託辭不受,並通過徐世昌向清廷提出旨在奪取軍政大權的六個條件相要挾。此時,湖南、陜西、江西相繼脫離清廷而獨立,清王朝面臨急劇崩潰。無奈之中,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指揮水陸各軍,南下鎮壓革命。
袁世凱出山了,清軍進攻漢口的炮火驟然轉猛,旋即攻陷大智門,進入漢口市區中心。面對袁世凱咄咄逼人的軍事攻勢,民軍毫不畏懼,英勇抗擊。10月28日,黎元洪任命炮兵協統姜明經為總指揮,反攻大智門,至日中不下。居正親率衛兵八名上前線督戰。同日黃興到漢,即謀反攻。次日,清軍侵入六渡橋和襄河口等處,敢死隊長馬榮率隊浴血奮戰,為敵所執英勇犧牲。黃興披堅執銳,親率長龍舢板水師百餘人出擊,奪回失去的陣地,重新佈防于六渡橋、水塔等處。30日,敵反攻六渡橋,民軍炮兵管帶孟廣順陣亡。31日,杜武庫率隊進攻大智門,帝國主義者出面橫加干涉,阻止在離租界十里之內作戰。清軍縱火焚燒水塔附近市區,燃成大火,漢口失陷。11月22至26日,在漢陽城頭山、仙女山、美娘山、扁擔山、磨子山等處,民軍與清軍展開激烈的爭奪戰。軍政府、軍務部工作人員凡能持槍作戰者一律開赴戰場。27日,從蔡甸、駝羅店渡過漢水的北洋軍一部,經過六天激戰,攻陷磨子山、扁擔山、龜山,隨後又佔領漢陽。民軍漢口、漢陽保衛戰,因力量懸殊而失敗了,但卻有效地推動辛亥革命在全國迅猛擴展。一個多月後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南京,正是在此期間為民軍攻克,並逐漸成為革命的中心。
資産階級革命黨人、湖北軍政府在軍事上同袁世凱進行鬥爭的同時,還一次又一次地挫敗了袁世凱的“和平攻勢”。袁世凱走馬上任的當日(10月27日)下午,通過英國公使朱爾典的斡旋,派特使與黎元洪會晤。袁世凱的特使剛剛言及“議和”,就被黎元洪左右的革命黨人嚴詞斥退。清軍佔領漢口後,袁世凱11月4日派劉承恩致書黎元洪,提出實行君主立憲、早日實現和平,被黎元洪拒絕。11日,袁世凱再派劉承恩與黎元洪談判,黎元洪受全國蓬勃高漲的革命形勢影響,堅持共和立場,並希望劉承恩勸袁世凱倒戈。20日,袁世凱又派劉承恩與軍政府代表孫發緒會談,一方堅持君主立憲,一方堅持民主共和,雙方辯論激烈,沒有達成協定。11月中旬,袁世凱通過楊度拉攏剛從獄中釋放的汪精衛,組織“國事共濟會”,上書“請旨召集國民議會,議決君主、民主”。汪精衛致電湖北軍政府,要求贊同他的主張,軍政府拒不復電。
革命黨人在軍事上、政治上同袁世凱進行了頑強抗爭,但終因種種局限而未能壓倒袁世凱。袁世凱當上了清朝的內閣總理大臣,“擁兵自重”,精心在清廷與民軍之間玩弄權術,藉口“民意”分別“逼宮”、“誘和”。辛亥革命的前景陰雲籠罩。(作者 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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