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基層幹部變成“手機奴僕”?
近日,一位基層幹部在微信中描述了其淪為“微信工作群奴”的狀態,他的“副包”(即包村工作副手),每次出門要帶五部工作手機,裏面是各部門不同的工作系統要填報,所有手機24小時保持開機……(5月14日中國網)
基層幹部配多部手機,如今已是見慣不驚,有的地方還美其名曰“幹部工作機”,曾一度讓老百姓感到“羨慕”和“嫉妒”。而基層幹部對這一“福利”並不買單,甚至稱其為基層幹部的“坑”。本是“人民公僕”的基層幹部卻變成“手機奴僕”,不得不説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害死人。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進步,手機APP、QQ群、微信群等已成為“現代辦公工具”,既方便了基層幹部工作資訊傳輸,也增進了基層幹部與群眾之間的交流,極大地提高了基層幹部工作效率。但是任何事物都應有度,如果不加節制地氾濫,就會起到反作用。就拿基層幹部所配置的眾多手機來説,一個幹部不僅要“照料”五六部手機,在長期的基層工作中保證手機不遺失、維持其24小時不間斷運作、不搞混各手機的“娘家”。還要每天應付眾多手機的來電來信、落實工作要求。這已經成為基層幹部的工作負擔,把大量的時間和經歷用在手機上,這是為手機服務還是為群眾服務?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概念的引入,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數字化、網格化、智慧化管理軟體大量開發使用,黨建、民政、城管、綜治、應急、執法、網格、大數據等職能職責的“千根線”,就落到了基層幹部“一顆針”上,而各職能部門各自配置的專用手機、開發的“APP”軟體以及各條線上建立的不同層級的QQ群、微信群等,使基層幹部真正淪為了“手機奴僕”“微信群奴僕”。
此時或有人問,為何要為基層幹部配置如此多的手機?究其原因看。其一是暴露出在大數據背景之下,一些地方的數據資訊系統建設未能解決職能條塊分割的問題,部門之間的資訊尚未得到整合。比如在有的地方,其綜治、城管、黨建、民政、基層網格化管理等職能部門之間的資訊系統沒有對接,於是各部門各自建設資訊數據系統和開發管理的“APP”軟體,正因為系統缺乏相容性,各部門各條線就有不同的專用手機或“APP”。其二是形式主義之風如頑疾根深蒂固,有的地方和部門把建設數據系統成為時尚,花鉅資修建系統,開發軟體,大搞重復建設,還大言説成抓痕跡管理,加之缺乏科學的評估,結果是系統不僅不能為工作服務,反倒成為工作的包袱,基層幹部成為“手機奴僕”的最大“受害者”。其三是“手機APP”“微信群”成為官僚主義作風滲透的載體。在一些地方或部門,“手機APP”“微信群”成為領導幹部聽報告、下指示的工具,於是上班看手機,通過手機報告工作、期待領導在群裏的點讚,就成為基層幹部每日的必修課,導致基層幹部在“手機APP”“微信群”上的攀比風蔓延,本就一個常態的工作,通過“潤筆”處理,就成為了受點讚、獲誇獎的“工作創新”,在基層幹部中滋生了不嚴不實的作風土壤。
筆者認為,要改進基層幹部變“手機奴僕”的現象,讓基層幹部真正成為“人民公僕”,還需齊抓共管,多方著力。首先要提高利用大數據系統服務工作的認識,增強系統的資訊開放性和服務功能,避免系統重復建設,提升資訊資源整合力,達到建設一個系統,服務多個職能部門,搭建綜合服務平臺的目的。其次要繼續加大作風建設,洞悉“四風”問題的變異轉化,從思想上解決存在“手機奴僕”的根源問題。再次是狠抓擔當落實,加大工作調研,多到基層看實情,聽取基層幹部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克服了解工作靠手機、聽報告靠手機、工作安排靠手機等對手機的過分依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基層幹部從“手機奴僕”中解放出來,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為老百姓解決生産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多為他們辦實事、辦好事。(台灣網網友: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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