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張茅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我國將逐步減少個人承擔看病費用的比例，計劃到“十二五”末，把個人承擔看病費用的比例減至30%以下，達到國際水準。（11月30日《京華時報》）
儘管醫改一直以來未從根本上改變公眾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但老百姓卻從未對此放棄關注，衛生部副部長張茅的承諾又一次引發了公眾對醫改的圍觀。當然，不可否認，公眾對此持有的懷疑態度明顯勝於相信，原因在於在國家收入分配上，醫療和教育所佔比例最少。比如，早在幾年前中央就已經決定教育投資要佔國民收入的4%，但這一目標已經延遲到了2020年。同樣，在醫改這一塊，公眾同樣疑問，國民收入的分配醫療究竟能佔幾成？
其實早在“第5屆21世紀中美醫學論壇”衛生部部長陳竺就説：要給所有居民提供基本醫療。“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基礎醫療體系，這個體系需要覆蓋不僅僅是城市，而且是農村，包括所有的中國居民，給他們提供基本的基礎醫療。”這是當時陳竺部長的承諾，然而彼時已過，公眾是否已經不再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煩惱？顯然不是。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舊的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解決，新的問題又顯現出來。譬如醫院的腐敗問題，醫生收紅包、醫院購進藥品收回扣、開昂貴的藥品……
此時，醫改已經陷入了另一個漩渦當中——改革進度十分緩慢，而新問題又不斷出現，改革的步伐比異化的速度要慢上很多。前段時間，杭州中級法院刑事法庭審理了今年6月杭州最大制售假藥案主角，47歲的丁佳逸，檢察官指控他和3名同夥涉嫌非法經營罪，且涉案金額超3000多萬元。但在法庭之上丁佳逸卻辯稱自己是賣假藥救人。在丁看來自己的初衷不是販賣假藥，而是為了幫助那些買不起高價進口藥卻又身患重症之人。邏輯雖然荒誕，但反映出一個事實——整個醫療系統的不完善，醫藥開發、生産、銷售違背市場規律的原則，無法該公眾提供最有保障的醫療服務的尷尬境遇。
當然醫改中最大的成就得歸功於“神木模式”。陜西神木一個小縣城因醫改而被世人所關注，據説當地政府只拿出3個多億就解決縣裏大部分老百姓的看病問題，一時成為輿論關注的對象。然而好事不長，之後有消息傳出當地縣委書記因為醫改而被貶職。這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是當地被世人關注而犯了官場忌諱，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神木醫改本身帶給官方極大的危機感。所以很多時候雖然輿論對於醫改抱有強烈的呼籲，相關部門雖然也在強調，但改革更多是權力部門私下改革，並沒有放到臺面上，沒有將之置於陽光之下。
這也是當下改革難以見效的重要原因：沒有陽關意味著閉門造車，同時也讓污穢之物有機可乘。譬如，醫改資金的運用。很多時候，中央轉移支付資金會在中途遇見截流情況，最終落到實處的錢與整個支出額不相匹配。醫改同樣面臨這樣的困境——醫改金額更多補貼了醫藥系統內部，哪個公立醫院需要先進設備就從中拿出一筆錢，哪個醫院需要堵漏洞也可用這些錢。相反，一些私立醫院卻為此既要承擔投資費用，又要承擔行政成本，致使私立醫院寸步難行，市場化成為了空話。
“十二五”提出把個人承擔看病費用的比例減至30%以下，這是個令人期待的承諾，同時卻又讓人懷疑——五年之後會不會又一次成為傳説？（網友：戈海）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