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錢穆先生誕辰120週年，在學術界紀念他的同時，他的文章、通信在各種自媒體中被不斷轉發，談論錢穆似乎成為一種流行。當今社會為什麼會關注錢穆？錢穆對於我們具有怎樣的文化意義？應當如何談論錢穆？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今社會談論錢穆，更為注重他的文化態度，而較少地關注學術本身。錢穆是自覺地從中國歷史中發掘民族文化自身價值的學者，在《國史大綱》中，有一段我們非常熟悉的話：“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準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之歷史，應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樹立對於民族文化的“溫情與敬意”，是錢穆一生堅守的文化情懷。在晚年，他曾給女兒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自己顛沛四方，並未盡到父親的責任；但一生孜孜治學，留下了數百萬言的著作，就算是用對中國文化的奉獻，來彌補父女之情的缺失吧。這份沉甸甸的擔當與蒼涼，著實令人感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由於諸多原因，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往往苛責大於理解。時至今日，伴隨著中華民族的歷史復興，傳統文化的意義與價值得到了應有的凸顯。而錢穆所堅守的文化立場，與當今社會的文化心理高度吻合，這也許是談論錢穆成為社會流行的原因所在。

　　談論錢穆，也要深入理解他的學術研究。對錢穆而言，文化情懷不是口號、空談，而是建立在嚴謹冷靜的學術研究之上。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必須尊重代代相傳的典籍文獻。在錢穆當時，“偽經”之説大行其道，多部先秦經典被疑為漢人劉歆偽造。對此，他並未正面論戰，而是用考據展現史實，以史實凸顯觀點。錢穆的成名之作《劉向歆父子年譜》，用紮實的歷史證據説明，劉歆不可能是先秦經典的偽造者。一劍封喉，徹底駁斥了“偽經”説。在學術史上，錢穆是歷史考據的大家。考據是傳統的學術形式，而在錢穆的考據著作中，更充分體現出現代學術實事求是、注重證據、嚴守邏輯的科學態度。

　　在錢穆的文化情懷與學術研究中，體現出傳統士人與現代學者的綜合。一方面，他的學術研究具有濃厚的文化擔當。這種帶有憂患情懷的文化態度，彰顯了讀書人對於時代的責任。另一方面，他的文化情懷立足於理性、科學的學術研究。和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為“觀點”而扭曲“事實”的學人相比，錢穆發揚了乾嘉學術“審名實、重佐證、戒妄牽、汏華辭”的優良傳統，在傳統學術向現代人文科學發展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因此，我們談論錢穆，需要深入思考他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他深沉地熱愛著中國文化，又深刻地理解著中國文化。這種文化態度與學術器局，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中，具有深遠的啟示——把學術作為追求真知與關懷現實的紐帶，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理解歷史，在理解歷史的基礎上，推動歷史——這是我們在錢穆身上，所應當收穫的關鍵性的精神遺産。（孟 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