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忽然年末。《如夢之夢》《活著》《青蛇》三劇輪演的盛況仿佛就在昨天，可其實都已經是去年的舊曆了。2014年，田沁鑫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山楂樹之戀》、賴聲川的《海鷗》、林兆華的《人民公敵》還延續著“名導+明星”的模式，但其關注度顯然與2013年火爆輪演的大明星大製作們不可同日而語。2014年，北京乃至全國戲劇舞臺，沒有了名導明星大製作扎堆上演的熱鬧繁華，取而代之的是“新常態化”的演出綿延。

　　可堪期待的京津戲劇生態區

　　2014年，隨著天津大劇院的異軍突起，北京戲劇發燒友過上了坐著高鐵去看戲的日子。從追看《朱莉小姐》《耶德曼》《假面瑪麗蓮》等高端邀請劇目，到《戰爭與和平》的國慶假期高潮，有的時候分不清是去吃皮皮蝦還是去看戲的。Who care？買票就是好觀眾。

　　其實，早在大劇院落成之前，就常有天津戲友來京看戲，每每叫人感動。如今反向回流有來有往，身為戲劇從業者，見證一座城市擁有了戲劇，到底是一樁賞心樂事。戲劇觀眾人群局限，要説帶熱京津旅遊，那是胡扯，但提高戲劇于天津的文化關注度則是確有成效。

　　當然，文化收益之後，財政盈收是另一本賬，個中甘苦則唯有主辦方清楚。若想如國家大劇院般品質不倒自負盈虧，還是要更多地吸引天津本地觀眾。京津戲劇生態區何時能如江滬浙、珠三角般聯動共生到底是一件叫人期待的事情。

　　烏鎮戲劇節：中國人沒這麼玩過

　　2014年，雖然或叫好或叫座或引起廣泛關注的劇目不多，但北京觀眾的追劇熱情卻是空前旺盛，比天津更遠的還有烏鎮。理由無他：戲劇在別處。第二屆烏鎮戲劇節10月30日開幕，在持續15天的節日期間，小鎮沸騰、通宵達旦，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在國內大大小小官辦民營的各路戲劇節中，以戲劇的名義賺旅遊的錢的創新模式使烏鎮特立獨行而出手不凡。筆者十分看好，理由很簡單：中國人沒這麼玩過。

　　然而，拋開本就參差的嘉年華不談，大咖藝委會的國際國內選劇標準卻令前來追劇如我者有些失望，鋻於不菲的票價和高企的食宿標準，還是希望戲劇本身能夠在這場狂歡中更進一步。

　　反商業的嚴肅戲劇其受眾不多

　　如果説烏鎮是在模式創新中獨樹一幟的話，那麼延循著官辦藝術節常規套路的“戲劇奧林匹克”則是在作者作品的級別規格上睥睨群雄。2014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第六屆“戲劇奧林匹克”在北京舉辦，來自22個國家的45齣劇目先後上演。羅伯特威爾遜、鈴木忠志、尤金巴爾巴、特爾佐布羅斯……這些在當代世界劇壇聲名顯赫的名字不僅密集地出現在北京戲劇人的交談裏，甚至他們本尊也現身北京街頭。

　　京城戲劇人傾巢出動，然而，隨著藝術節進程的展開，膜拜大師的熱情遭遇看不出門道的迷茫，戲劇奧林匹克的劇場裏逐漸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

　　從鈴木忠志被指“褻瀆”原著，到羅伯特威爾遜遭遇觀眾“出言不遜”。在筆者看來，這雖與觀眾素質有一定關係，但這些事件提示的應該是：在商業戲劇漸成主流的當下，反商業的嚴肅戲劇其受眾存量到底有多少？在大師走後，戲劇業界總需回歸常態，反商業戲劇的作者們的生存空間到底有多大？這個問題關乎前途，不如在大師余溫尚在的此刻好好思量思量。

　　《雷雨》笑場事件提示傳統與更新並存

　　2014年的劇場事件中，與大師羅伯特威爾遜遭遇類似的，還有北京人藝的《雷雨》。《雷雨》，寫入中學語文教科書的中國現實主義話劇基石之作，其被公認為業界經典版本的北京人藝版，在學生公益場的演出中卻遭遇了年輕觀眾們的陣陣笑場，這在該劇七十餘年的演出史上絕無僅有。笑後，北京人藝著名演員楊立新，也即劇中周樸園的扮演者發微博表示現場氣氛“令人失望”。

　　隨著事件發酵，各方觀點也陸續撲街：有指責學生觀眾缺乏敬畏之心的，也有學生觀眾直言不滿扭捏表演而非不懂深沉，有人探討經典該如何順應當代觀眾審美，也有人力挺劇院堅持經典樣貌不可隨意媚俗。筆者沒有看戲，無法評判置喙，但以一個旁觀者看來這實在是一則頗成功的宣傳行銷案例，它逼得老牌劇院抬頭、使蒙塵經典重新回歸文化視野。

　　在這個商品化、品牌化的年代，筆者一直認為中國戲劇最大的品牌不是孟京輝、不是開心麻花，而是“北京人藝”這塊金字招牌。幾聲哄笑、一條微博即能引起一場社會性的軒然大波，北京人藝及其保留劇目的影響力可見一斑。然而，作為一座歷史悠久的老牌劇院，不能説沒有趨於僵化的危機。

　　2014年的“《雷雨》笑場事件”恰逢劇院換屆之年，若能提示中國戲劇的金字招牌正視危機的存在，也算成就一場紛紜後的積極意義了。12月，北京人藝來年大戲《萬尼亞舅舅》的啟動發佈會上，濮存昕説：“這部戲是北京人藝的新戲，我們一定要做新戲，再不做新戲，劇院就完蛋了。但不是説不做老戲，以前好的東西還要傳承下去。”

　　年輕創作者非職業民間團體“走出去”

　　2014年10月，黃盈導演作品《麥克白》在國家大劇院小劇場上演，票房火爆。該劇是黃盈受鈴木忠志之邀前往日本排練並在日本首演的新創劇目。2014年，如黃盈這般“走出去”的中國青年戲劇人還有趙淼、王翀等，他們將中國當代戲劇新作帶到國際舞臺，他們均以自己獨立運營的工作室為依託，聚集夥伴一起創作。

　　恰巧一年前，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這一代戲劇創作者鮮有進入院團成為職業編劇導演製作者，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邊緣化生存，及至當下戲劇界，非職業民間團體眾多，大家各自都有保留劇目，在院團體制為主導的中國戲劇環境下爭取著各自的生存空間。那麼，非職業是否就是這一代戲劇人必然的宿命呢？

　　2014年5月，話劇《語文課》首輪演出結束後，我確認了這個想法：是的，我們要走這樣一條勞動力密集型民間小團體的非職業永續創作之路。2014年12月26日，正在斟酌這篇盤點文字的我偶然刷到遠在香港的林奕華導演的微博，不覺心生慼慼。林導寫道：“做了《紅樓夢》，更確定了我的理想不是做企業。我愛的是手工，過程，精細，交流，和在體制外創作體制所無的空間。一間小工作室，不要上下班，我們要在生活中提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