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劈腿姚笛”這條新聞成為熱點，也讓國人對“狗仔文化”有了更複雜的感受。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狗仔隊的神出鬼沒、毫不留情讓明星人物忌憚、痛恨、詛咒，也被很多民眾斥責“不道德”。但同時，他們長期蹲守挖出的爆炸性消息很多時候又令“圍觀者”感到痛快，認為是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並可以監督名人自律。

　　用狗形容某事某物，在習慣認知上屬於貶義。如“狗仔”真的到了討人喜歡的地步，何不美其名曰私家偵探？即使要突出其特長，也可稱作“業餘警犬”。可見，這種行當從一開始，就有點令人不屑的意味。

　　事實上，“狗仔”在一定程度上，是起到了滿足公眾知情權，令圍觀者感到痛快的作用，但是，公眾的知情權需要“狗仔”來滿足，本身就有悖于文明社會的秩序。況且，在這些知情權裏，有多少是依法必須公之於眾的東西？在圍觀者的快感中，有多少是對伸張正義的歡呼，又有多少是滿足窺探欲後獲得的感官刺激？

　　當然，公眾是在對公共事務缺乏知情權的無奈中，把嗅覺靈敏的“狗仔”當成了揭露社會陰暗面的高手。但是，人們除了得到花邊新聞外，看到過幾樁真正屬於知情權範圍內的事件？比如，百姓的房子被強拆了，在誰也不承認的情況下，為何不請“狗仔”到現場“嗅嗅”，看看是誰幹的？而當“狗仔”熱衷於嗅別人“褲襠”的時候，就“看熱鬧不怕事大”了，難道別人的屁股幹不乾淨，也在公眾的知情權內？

　　有人認為“狗仔”可以監督名人自律。在不知名人是什麼概念的前提下，只能從“狗仔”刨出來的醜聞中，看到演藝界的風流軼事。對於這些道德範疇的自律，如果需要“狗仔”來監督，私人的生活環境將變得何等糟糕？名人也是人，如果連吃飯睡覺，逛商場看電影等，都在“狗仔”的窺探之下，這還有什麼個人隱私可言？就算國家對犯罪嫌疑人的監視，也是依據嚴格的法律程式的。

　　換一個角度，“狗仔”神出鬼沒、長期蹲守的“敬業”精神，是出於對社會正義的維護，還是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這種在很多時候連社會公德和個人隱私權都不顧的行為，本身就是在破壞社會秩序；而在“挖出的爆炸性消息”所帶來的商業效應中，就可獲得眼球經濟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從法律法規和道德層面加強對“狗仔”的約束。

　　但是，加強對“狗仔”的約束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端正社會風氣上下功夫，只有社會風氣普遍潔凈了，“狗仔”們才會失去逐臭的空間。至於公眾真正期望的知情權，還是讓制度來滿足吧！畢竟，“狗仔”不是警犬，不能出“大案”現場，即使混入其中，也未必敢吠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