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派》和《1942》有著太多的巧合。幾乎在同一時間段上映，講的都是有關饑餓、災難、生存、人性、信仰，然而，無論從敘事風格上，還是價值取向上，都截然不同。
很多人喜歡《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而不喜歡《1942》，是有理由的。《1942》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個用現實的殘酷摧毀了一切信仰，一個又用信仰拯救了殘酷的現實。這根植於人性的憲法。
這兩部電影有著太多的巧合。幾乎在同一時間段上映，講的都是有關饑餓、災難、生存、人性、信仰，然而，無論從敘事風格上，還是價值取向上，都截然不同，對比明顯，反差極大。
《少年派》引發了很多討論。李安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自從其上映之後，人們就在談論，這部電影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在電影當中，派講了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似乎完全沒有關係，其實正是一個故事。派的第一個故事中，倖存者有斑馬、有母猩猩、鬣狗、猛虎和派，分別對應著第二個故事中的4個倖存者，吃素的水手、派的媽媽、廚師和派。鬣狗先殺死了斑馬，然後，又殺死了母猩猩，最後，鬣狗被猛虎殺死，而第二個故事當中，則是廚師先殺死了水手，又殺死了媽媽，派殺死了廚師。很顯然，在派的意識當中，用各種動物隱喻了現實中的人物關係。而猛虎就是派獸性的化身，媽媽被殺激活了派心中的猛虎。從此，派就得學會面對，並與自己的獸性相處下去。
顯然，這絕非一個海上漂流的奇幻，真相或許可能是殘酷的人吃人。然而，這個故事更加殘酷的一面，在第二個故事中隱去了，並在第一個故事當中以隱喻的形式保留了下來。神秘的漂浮島這個奇遇提供了大量的暗示——蓮花、象徵著告別的繩子、酸湖、牙齒，島像一個平躺的女性，這似乎在説，派在最後吃了母親的屍體以及屍蟲，並由此覺醒。
《1942》也講了人們在大饑荒當中的苦難，妻離子散、餓殍遍野、賣掉自己的親人，而瞎鹿失蹤一段故事，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似乎也在暗示他被那些人給吃掉了。《1942》也講了信仰，人們逃荒的時候一定要拿著祖宗牌位，還有神父試圖給災民布道。可是，信仰並不能解決生存危機，生存讓所有文明的底線沉淪，人們為了活著茍且、卑微、絕望。《1942》用一種存在主義的視角，讓死亡逼近，讓一切價值接近零點，既包括人的尊嚴，也包括民族大義。
從故事結構上，《少年派》比《1942》更加完整，其不只是講述了苦難的經歷，而且給出了超越苦難的答案。派是一個記憶力超群的人，他能記住圓周率的若干位數字，可是卻記不住是怎麼和母親告別的。顯然，從心理學上來説，這是一種選擇性的遺忘和心理性的自欺。如果不是遺忘，不是將現實中發生的一切隱喻為動物世界，一個人可能就會被這種殘酷摧毀。我們該如何超越殘酷的現實，少年派給出的答案或許就是，靠救贖、遺忘、自欺和信仰，甚至包括這種詩意的敘事。
《1942》沒有給出答案，影片讓人沉鬱、壓抑，甚至感到絕望。這並不是説，一部影片這樣表達不好。而是從這樣的表達方式當中，我們更應該看到，當下的中國社會似乎仍然沒有準備好走出過去的苦難，還不知道如何走出過去的陰影，在當下，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甚至也仍然沒有一個説得過去的答案。《1942》未嘗不是一種隱喻，同樣也是一種救贖。
對於個人來説，經歷了一場災難，而實現自我的救贖，是容易的。而對於一個大型社會來説，《少年派》或許是一個終極解決方案，但是，選擇少年派也是一種殘酷，因為，這意味著，一個民族尚未正視過去的苦難，尚在與猛虎同舟，而遺忘已經發生。一個社會不經過靈魂的掙扎和救贖，就能遺忘掉過去，我們能嗎？我們心安理得嗎？在人們對待《1942》的態度中，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糾結。（評論員 于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