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魯迅寒假返校前，給弟弟們寫下了離別的幾首詩，“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20歲青年學子對撰文著書的審慎之心與英豪之氣，畢現無遺。魯迅作品生命之長，無數閱讀者穿越時空，汲取著其中的豐富營養，精神根底即在於此。
一本好書，往往承載著平生的智慧精華，於是乎它盡可超出年壽、榮華的限制，褪去名韁利鎖的羈絆，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不倚時運之濟，兀自獲得獨立長久的存在，從寸心走向了千古。“書是我們時代的生命”，“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為了歸宿于一卷書而存在”，哲人詩人説得在理，大業也好，盛事也罷，前提必須是書本身有生命力。
竹木簡冊，龜甲獸骨，製作的繁難，閱讀的不易，早讓位於現如今的輕便簡捷。早出快出濫出的世風，拼接湊合甚至偽造抄襲的潮流，使韋編三絕幾成絕響。訂而不閱、買而不看的書太多太多，消遣打發，門面裝點，雕琢虛飾，空耗甚至扼殺著圖書的形象。詩外的工夫，不是下決心修煉自己，而是炒作鼓噪包裝。
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紅樓夢》，在華裔翻譯家李治華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從開始到出版，法譯全本一共經歷了27個春秋，首版後一印再印，傳播甚廣。歌德前後寫了60年的《浮士德》，英文譯本不下20種，中文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等譯本始，前後歷經梁宗岱、錢春綺、綠原等多位譯家之手不斷“重譯”，已有七八個版本。當年郭沫若翻譯時“把自己三十年來的經驗融匯了進去”，後來綠原篤信《浮士德》“要從過去的‘媒婆’們把她遮掩一半的面紗後面走出來，還須借助幾代翻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書與人的經典，可以不間斷地接近。精神生命的永恒，包容著持久的詮釋。
清代考據家不滿前人的亂改妄校古籍，斥之為“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吳晗分析風氣敗壞的個中原因：一是為利益謀，地方官修志同時，刻印自己詩文，以揚名天下；二是上下串門送禮，官場行賄，書當陪襯。雅事變了味，成了牽線搭橋的俗物。如此時務，不能不遭人詬病。當時有位唐順之先生，臨終留有一信，遺囑不許為其刻文印集，結果也未得善終，到底被人納入彀中。現在再看其信，對照袞袞諸公今日所為，才覺毫不新鮮，代有人才，何其相似乃爾。“今世所謂文集，到處都是，多得很。其實一字無用。作者原來是想靠這個不朽的，結果相反，只會暴露自己的陋，給人取笑，這不叫做木災嗎？”
魯迅先生年過半百之後，對想以筆墨行世的青年，“以誠懇的心，進了一個苦口的忠告，不斷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載，幾篇文字和幾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絕後的大勳業。”敬畏圖書，讀書人寫書人首先應秉持這樣的態度。草率倉促，浪得虛名，成品廢紙間速成速朽的浮濫之作，不過是完成了無聊的輪迴而已。貽害無窮。
圖書的保質期，越長越好。展卷下筆之先，焉能不慎之又慎乎？但願書比人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