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的第一期《文學自由談》上，何英以《無情的文學》為題，對當代文學的無情寫作進行了剖析，認為當代文學乾巴巴、冷冰冰地狂飆突進，已經遠離了濕漉漉、黏乎乎的情感。
何英説，形式雜耍成了當代小説的慣性——《生死疲勞》，為了兼顧作家的形式創新焦慮，發明瞭六道輪迴説，結果農民的可悲命運在歷史的輪迴中成了一齣盛大的滑稽劇；《蛙》，形式實驗就像影子一樣纏著作家，最後還是來了一齣話劇，不這樣簡直收不了巨著的場；《秦腔》，作者把自己抽離得太乾淨，他人的死亡、災難都被匆匆記下，全都是細節等於沒有細節；《古爐》，面對慘烈、動蕩的“文革”歷史，作者也能在平靜而匆忙的細節和散板流年中消遁了驚濤駭浪，變成了直接套用的思維模式：一切都是人性惡的結果。
何英寫道，文學類似于活態的一種文化生物，太要求生態環境的對應性適應性。好的小説應該在形式和意義之間保持平衡。現在是形式這條腿過度發達，已經虛胖浮腫。而意義這條腿嚴重缺鈣，有時也狂補硬補一陣，但終究冰凍三尺。意義的成立從來不是玄虛的，正是從點滴細小的真實的物質基礎做起。有些作家也開始以堆砌物質為能事：《天香》疊床架屋地做足了物質的功夫，一旦去掉過多的無生命力的贅生物，作者的人物也大多是無生命力的；《一句頂一萬句》主張細節決定歷史，細節則細節了，卻仍然不放棄要寫中國人千年孤獨的宏大理想，一個心理事件被放大到跟民族的千年孤獨平起平坐，作家的主觀意志強硬異常，人物是他的牽線木偶，所以才能以超頻的頻率更換營生。
在何英看來，評論家也無情，他們往往自恃智力、知識優勢，而不願用心、用情；與此相關聯的是媒體時代的無情，眼睛總是盯著功成名就的那幾個。評論家真的應該把熱烈黏乎的目光從幾個作家幾部作品中移開，去發現新的大陸或島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