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即將拉開帷幕之際，紀錄片《辛亥革命》開始播放了。作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我感到十分有意義。
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現在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儘管中國自身仍面臨許多挑戰，但是社會發展的堅冰已經被打破，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大趨勢已經不可逆轉。而在這一時刻，回顧近代中國走過的曲折道路，回顧百年前的先人們為改變中國面貌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鬥與犧牲，仍然是激勵我們繼續前進的寶貴資源。
近代前的中國曾經是大國、強國，但是近代以來，由於政治的腐朽與經濟的衰退，無法扼制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壓迫，在一次次列強的進攻面前敗下陣來。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都是中國被迫割地賠款，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而引起列強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國聯軍進入中國並強迫簽訂《辛醜條約》，迫使中國“將大沽炮臺及有礙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炮臺一律削平”，即解除防務，而外國軍隊則駐紮于中國京畿周圍的要地，實行永久軍事佔領。中國在西方殖民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束縛下一步一步地“沉淪”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中國人民當然不甘心承認備受列強欺淩的侵略現實，面對列強侵略的加深也掀起過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活動。民族復興的追求是幾代人的目標、理想。但是，實現近代中國的復興則面臨十分艱巨的困難：擺脫帝國主義的外來干涉侵略與壓迫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第一步，而使廣大人民擺脫貧困，使中國作為大國富強起來，則是中華民族復興更艱巨的一步。歷史上，許多人為這一目標曾經進行了多次嘗試，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從事的努力。中國近代史就是人們以這樣一種精神支撐著從坎坷中走過來的歷史。
我們重視辛亥革命，是因為儘管1911年的革命有著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悲慘境遇的局限，但是，辛亥革命掃除了兩千年來的封建制度，消滅了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襲的制度。此後發生過兩次帝制復辟的活動，但都不能成功，説明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這是相當重要的功績。
列寧曾就中國的辛亥革命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沒有真實的民主主義高潮，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擺脫歷來的奴隸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這種高潮才能激發勞動群眾，使他們創造奇跡。在孫中山綱領的每一句話中都可以看出這種高潮。”
辛亥革命吸納了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先進分子，他們獻身革命，同時也在革命中接受教育，不斷修正改變積貧積弱中國的想法。孫中山作為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與當時的志士仁人們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奪取革命果實而導致封建復辟，日本軍國主義提出企圖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加劇了中國主權淪喪。但是在革命跌入低潮，革命黨人陷於苦悶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新的世界觀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正是在辛亥革命10年後，中國共産黨誕生了。中國共産黨人重新考慮中國的問題，科學地明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認識到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勝利的保障，是歷史的主人，自覺地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才能有效地喚起人民，並將其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使之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體力量，終於使復興的理想得以實現，使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變。
百年後的人們已經很難切身體會辛亥時期的社會狀況，甚至不能理解當時的革命志士們的歷史性的抉擇。所以在辛亥百年後的今天，社會上流行著一些模糊的認識：如認為“辛亥革命給社會造成的破壞大於建設，延緩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進程”，或者認為革命的設計“超越了中國的國情”，“搞君主立憲會更好些，政治局面會更穩定持久”，而“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想的産物”，還是避免為好。
其實，辛亥革命的親歷者們如何不歡迎以溫和的沒有犧牲的方式改變封建中國的面貌呢?對辛亥革命時期革命者的人生經歷整體考察後即可看出：他們並非從一開始就醉心於以激進手段改變中國落後局面，但是在經歷了一再的失敗與挫折，意識到清王朝決不可能真心實意地退出權力的中心而實施“立憲”，而當時的政治環境也並沒有開明到可以以和平請願的手段而推動立憲的時候，他們才選擇了被認為是“激進”的革命道路，這其實是當時條件下應當做出的正確選擇。看了紀錄片，對革命者的選擇就會有更清醒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