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決心當一名記者，是1982年夏天。當時我剛大學畢業，在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工作。一天，我跟“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教授去印度駐華使館參加宴會，我擔任晚宴的譯員。印度駐華大使在晚宴上致辭説：“站在錢三強教授面前，我感到十分卑微。錢先生knows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 but I know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聽到這句英文，我頓時困惑了。停了一會，我吞吞吐吐地將其翻譯為“錢先生無所不知，而我一無所知”。但是我並沒有把大使講話的精華翻譯出來。後來，一位粒子物理學家向我解釋，根據宇宙背景輻射下的重力效應推斷，暗物質約佔宇宙物質總量的80%，而一般可見物質僅佔20%。
那一刻，在科學面前感到卑微的不是印度駐華大使，而是我這個自視甚高的年輕人。這是促使我離開科學界、投身新聞業這個幾乎沒有什麼科學含量行當的決定性時刻。
如果你關注近些年來報紙和媒體的變化，你不難發現，新聞傳媒界越來越遠離科學、證據與邏輯。有的不僅是遠離科學邏輯，甚至是陷入一種偽科學邏輯中。目前，新聞傳媒界面臨七大問題的困擾：
其一，記者的工作就像是“盲人摸象”。所有盲人都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給出了正確描述，但是關於真實的、完整的大象模樣，要搞清楚很難。
其二，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在分為爭奪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不同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一些媒體的報道依賴他們所處陣營的“豐富信源”，策劃、報道、炒作新聞。例如，它們喜歡報道有“受害人”的事件。但在大多數這樣的報道中，受害人必須處於“我們的陣營”，不能來自“我們敵人的陣營”。
其三，很多媒體追尋的只是有新聞價值的事實，鮮少關注那些沒有新聞價值的事實。具有新聞價值的報道能吸引公眾注意，並提高報紙的銷量和網站的點擊量。戰爭殺戮、社會騷亂、名人醜聞是有價值的新聞，而和平世界、寧靜生活和普通人生活是沒有價值的事實。戰爭殺戮和名人的報道永遠擊敗報道和平與普通人生活的新聞，那些新聞永遠佔據媒體的頭條。
其四，許多記者喜歡扮演真理或真相的審判官。然而，誰賦予了媒體扮演仲裁者的權力？新聞記者和新聞教育者總是誇誇其談地説，記者是報道事實和真相的。但是，缺乏科學判斷和邏輯推理能力的記者，在新聞報道中是否具備判斷事實或報道真實新聞的科學能力？
其五，在報道中國現今的重大事件時，記者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一些記者必須迎合一些人和組織機構接受的觀點及他們期望看到的新聞事件。就像英美新聞界人士常説的，“If it pleases, it leads.”(如果這條新聞讓我高興，我就讓它上頭條。)
其六，許多媒體偽裝中立，欺騙公眾。這種所謂的客觀報道是假冒的平衡和中立。如果你觀看某些電視對話節目，就會看到電視主持明星邀請他們臆想的敵人單槍匹馬地來上節目，並使其成為眾矢之的，被觀眾嘲笑和謾罵，借此達到戲劇性的效果。好新聞意味著媒體給予來自“敵對陣營”的記者以平等的播出時間或新聞版面，使受眾讀者了解他們想像中的“敵人”在説些什麼、想些什麼。但在中國現實新聞實踐中，保持中立幾乎無法生存。
最後，在資訊傳播發達的社會中，在一個需要滿足人民知情權的社會裏，人民有權知道到底是誰在媒體背後策劃、編造和傳播半真半假，甚至完全是偽造的壞新聞。人民有權知道誰是通過編造和傳播偽造的壞新聞，製造公眾憤怒和操縱公眾憤怒的獲益者。
新聞自由的目標是為了報道事實，獲得科學上的真理和現實中的真相。對於缺乏科學知識和邏輯判斷能力的某些記者來説，報道事實看來是很艱難的任務。（李希光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