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電影，《北川重生》的起點和目的地一目了然：從廢墟到城市，從無到有，從死到生。電影從“積木地震”開場，迅速通過電視傳媒介入汶川地震的資訊，並以電視作為連接點，將兩位男主角的行動統一在一起。幾分鐘的開場片段，已將人物狀態、主要戲劇衝突介紹清楚，簡潔大氣。
在有力的主線推進中，出色的細節也比比皆是。電影開場，從兒童口中開玩笑的“積木地震”轉到真實的地震，這個細節可謂是神來之筆；母親去世後，李振河坐在老人的床邊，手按在幾塊母親用過的格子手絹上，又俯身躺在母親常鋪的粗布小褥子上；老宋企圖自殺之時，聽到新北川選址已定重建可望，終於從懸崖邊上撤回腳步，慢慢地向著“活”的方向奔跑起來。細節對於主線是一種補充，也是更能夠進入人物內心的手段。
在電影中，每個人的內心世界乃至“心靈的陰影”，是隨著劇情主線的推進漸漸披露出來的。無論是災區人民還是援建人員，每個人的心靈都有創傷和情結。電影在兩組人物角色之間設立了微妙的對照和呼應，從而將每個角色都人盡其用，共同統一在和諧的人物框架中。榮華一家幾個孤兒，與孫學林的小兒子之間存在著對照和呼應；李振河的母親和吉娜媽媽彼此之間也是對照關係；孫學林和老宋，兩個婚姻缺失的男性，同樣有著對照和呼應。學林在災區偶遇前妻，在幽怨的羌笛聲中，兩人默默無語。鏡頭一轉，老宋孤獨地坐在火堆邊，面容哀傷。在老宋企圖自殺之後，學林從老宋的痛悔中，意識到家庭和親情的可貴，內心走向成熟。
《汶川重生》不僅僅是一部關於城市重建的電影，還是一部關於人的心靈成長與成熟的電影。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援建人員還是災區人民，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在互相幫助和撫慰中，逐漸對生命、對家庭、對愛有了更深入透徹的理解，也就有了更為強大的生的勇氣和力量。 （王穎 作者係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副教授、電影學碩士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