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國語課本》(資料圖)
近日,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932年初版的《開明國語課本》廣受好評,引發熱議與熱銷。該社社長趙炬特此致函《中國青年報》表示對此“忐忑不安”,並聲明“出版社從來沒有對老課本的出版做過言過其實的宣傳,更沒有進行炒作”,“我們堅持力挺現今語文課本的立場”,“在面對不斷的市場需求中,將會嚴格控制印數。”(《中國青年報》12月8日)
在當今語文教材廣受質疑的背景下,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民國版語文教材,並成功地獲得了市場青睞,顯然是個不錯的創意。出版社由此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本該關起門來舉杯慶賀才是,為什麼趙炬社長卻會“忐忑不安”,並鄭重其事地致信聲明呢?估計是感受到了某種壓力。何種壓力雖未明説,但從字裏行間或可揣測一二。
趙炬社長表示,“不同時期學生課本的産生,都離不開具體的歷史時間和特定的歷史環境,也擺脫不了認識的局限”,言下之意“民國教材”當然也會有其産生的合理性和認識上的局限性,所以“用後來的認識去批評先前的産物,總是會有些許道理”。然而,此前我們看到的民間輿論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意見。那麼,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出版方實際上受到了另外一種不贊成或否定、批評意見?如果是,那麼這種壓力來自何方?是“上級有關部門”,還是語文教科書編纂領域的“有關方面”意見?我想,兩種可能都是存在的。
正如論者所言,“民國教材”雖然編寫時顯得比較隨意、不夠科學全面,但仍能反映出自大家手筆的不同凡響:有童趣,有國學色彩,更多地浸潤了傳統文化,和平大氣,注重傳授做人之道,適應兒童學習心理。相形之下,今日之語文教材則在這些方面廣受詬病。有評論者認為,“內容經常變化,跟著形勢走”,“孩子盡説大人的話,連大人的一些壞毛病也學到了”,有人還專門挑出現行語文教材中編造歷史、篡改經典等案例來加以説明。因此,民間研究團體痛批現有小學語文教材“有毒”,甚至發出“救救孩子”吶喊之聲。
從這個意義上講,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民國教材”無疑起到了一種以古鑒今的積極作用。而“民國教材”被大眾熱捧,也實際上更多的不是因為老教材如何優秀,而是折射出人們對當代語文教學的不滿。對此,“有關部門”和“有關方面”理應將“民國教材”當成一面鏡子,來照一照自己,並從中獲得一些借鑒和啟發,而不應該抱著墨守成規或諱疾忌醫的心態,一味地以抨擊“民國教材”的局限性,來證明當今教材的合理性。
趙炬社長竭力表明出版社“純粹出於出版社産品結構定位的經營性思考”,強調“力挺現今語文課本”的立場,並特別承諾出版社“在面對不斷的市場需求中,將會嚴格控制印數”。如此一來,“民國教材”的熱銷局面或許可以逐漸冷卻,民眾對現今教材不足之處的熱議也會因此降低分貝,我們的“有關部門”和“有關方面”自然會感到耳根清靜了許多。但是,語文教材編撰中存在的問題不會自行消亡,而“民國教材”熱銷所帶給我們的某種觸發語文教材改革的契機,卻會因此而喪失。(盧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