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翻開2015年1月的日曆，我們的眼光定格在15、16、17這3個數字上。

　　80年前的這3天裏，在遵義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臨街而立的兩層樓房裏，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共産黨和工農紅軍的命運，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在這次被稱為“生死攸關之轉捩點”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産黨甩掉共産國際的“拐杖”，開始獨立自主地走中國道路，無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禮”。

　　這是歷史的必然。歷史在此刻選擇了遵義。

　　1 擔架上的謀略

　　長征出發前，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裏得到消息後，便提出請求，自己要同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澤東看來，轉移途中如能與這兩人結伴同行，便可借機向他們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若能得到他們二人的支援，對於推行正確路線，扭轉目前紅軍面臨的極為嚴峻的局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澤東還意識到，這或是最後一次機會，因為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很有可能一著不慎就全軍覆沒。

　　其時，毛澤東因經受了幾個月瘧疾的折磨，差點丟掉性命，加上受排擠後心情不好、對紅軍的前途憂心忡忡，身體非常虛弱。因此，過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擔架。

　　湊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遭敵機轟炸，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長征一開始，他就坐在了擔架上。張聞天身體沒什麼毛病，時而騎馬，時而步行。

　　他們一路相談。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後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行軍談，休息談，宿營時住在一起仍然在談。路上，他們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蘇區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特別是導致廣昌保衛戰慘敗的經驗教訓。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説：“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毛澤東對此也是心急如焚，他雖然失去了參與謀劃軍事的權力，卻仍然不時地提出自己對行軍路線的建議。

　　後來，毛澤東的身體有所康復後，有時便不坐擔架，到各個軍團去看看。時隔40多年後，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描述：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紅軍沿著湘江西岸越城嶺、老山界進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了一次軍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略進軍方向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放棄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挺進，尋機開闢新的根據地的建議，得到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同意和支援。通道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經通道進入貴州黎平縣境。

　　18日，在黎平縣城，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紅軍戰略行動方向問題。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在通道會議上發表的意見，提出向遵義挺進的主張。同時，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併為軍委縱隊。

　　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裏。此時的張聞天因身體不好也坐上了擔架。橘園裏，他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一起。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嘆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麼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説：“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張聞天這兩句話，正好説到了王稼祥的心坎裏。這個時候，紅軍已經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戰略行動，並且已經出現了轉機。如果這個時候讓毛澤東出來主事，應該順理成章。

　　橘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於是，遵義會議的核心內容就這麼定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