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法律和政策上受到“和平憲法”等因素的制約，日本軍事力量冠名以“自衛隊”，但實質上卻是一支規模中等、軍費豐厚、裝備精良、技術先進、訓練水準較高的正規軍，早已成為亞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之一。
近年來，根據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的變化以及美國的戰略調整，日本正在展開新一輪的整軍經武進程。日本的軍力發展有進一步加速邁向“國防正常化”及軍事大國的趨向。
一、日本的國防正常化和軍事大國化是純粹內政問題嗎？
羅援：日本的國防正常化和軍事大國化絕非簡單而純粹的日本內政問題，內政僅是此問題的表像，它既牽涉到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戰略，也關聯到東亞安全局勢乃至世界格局，説到底，它是日本近些年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縮影，是日本為謀求世界上的所謂“正常國家”地位和對等外交角色而採取的危險策略，它標誌著日本突破“和平”憲法原則的戰略企圖。
從內政角度看，日本推進“國防正常化”建立在日本戰後對於侵略歷史未徹底完成“思想清算”，以及當前日本保守思潮、狹隘民族主義和錯誤歷史觀重新氾濫的現實之上；從對外戰略角度看，日本以所謂“自主防衛”和日美同盟為基礎的軍事部署帶有鮮明的冷戰思維、武力威懾特徵和具體的遏制對象。錯誤的思維和戰略出發點決定了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不僅會打破地區戰略平衡，而且會對地區和平與穩定構成負面影響。
二、日本為何急於修改剛剛出爐的《防衛計劃大綱》？
羅援：2010年《防衛計劃大綱》出臺後，國際局勢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美國確定重返亞太的戰略後，東亞緊張局勢驟然加劇，加之日本國內政治加速右傾化，日本主動挑起“釣魚島爭端”，加速滑向軍事化大國化的危險道路。2012年底，右傾化嚴重的自民黨上臺執政，安倍內閣及安倍本人都以打破“戰後體制”，推動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為政治志向，並視國防正常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路徑和主要手段。從這個角度説，完成於民主黨時代的2010年版《防衛計劃大綱》雖然和自民黨主流派意見並無根本性矛盾，但在擴軍力度、安保政策的主動性方面，安倍對其並不滿意，安倍內閣迫切希望在防衛政策上打下自己的“安倍烙印”，因此將修改防衛計劃大綱作為首要的，需要儘快完成的議程。
三、“武器出口三原則”修改後的終點止于何處？
羅援：照目前日本加速國防正常化和軍事大國化的趨勢來看，日本近些年來一直在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則”，不斷解禁武器出口。自2011年底日本野田政權以國際武器聯合開發為理由，實質性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後，這一原則的約束性就有走向衰亡的徵兆。對於現今旨在迅速提升防衛裝備品質，積極參與國際尖端武器研發利用的日本而言，作為過去日本“專守防衛”的國防政策基石之一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無疑是一道絆腳石。因此，需要推出新的“法律解釋”和“例外情況”來繞過這一障礙。在日本繼續維持積極軍力擴張，而美國又容忍並支援這一舉動的前提下，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逐步被架空，乃至徹底名存實亡是可以被預見的。
四、為什麼要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羅援：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關係與國防戰略的支柱，而防衛合作指針則從基本政策的高度協調雙方在軍事領域的合作。從日本的角度看，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改是內外因兼具的。一方面，近些年，美國整體實力下滑，希望同盟國家配合美國維持全球霸權的需求越來越明顯，因此推動以重返亞太為特徵的全球戰略重心調整，並視日本為美國在這一地區進行“戰略協作”，共同遏制中國的最有力夥伴；另一方面，日本謀求政治和軍事大國的企圖也越來越強烈，具有強烈的“借船出海”，借助美國在本地區的實力推進和戰力威懾來實現自身大國戰略目標，遏制中國的企圖。基於以上兩點，以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為契機，美日之間找到了彼此在防衛合作方面的新需求，雙方在修改防衛合作指針方面可謂“一拍即合”，有著共同的利益和考慮。
五、積極配合美國“空海一體戰”出於何因？
羅援：美國的“空海一體戰”目的在於維持美軍在現代戰爭中立體攻防、全面打擊的絕對優勢能力。從亞太區域來看，美國提出的“空海一體戰”的構想，主要戰略目標在於遏華和防華，而這與日本近些年的軍事防衛目標不謀而合，因此，配合美國“空海一體戰”與日本的軍事戰略並不衝突，日本配合這一戰略，與美軍進行積極防務合作，可以有效地緊追世界最先進軍力水準，強化日本的空防、海防能力，增強航空自衛隊與海上自衛隊的軍備與實戰能力。而這無疑有利於日本營造的“假像戰場前景”，即將來在日本的“西南防禦線”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海空對抗。
